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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色彩
來源:《浙江作家》雜志 | 時間:2018年05月17日

  文/攝 邱閎

  沙耆(1914-2005年),名引年,字吉留,乃當代中國最富傳奇色彩的油畫家。一生坎坷,命途多舛,即使天妒英才,也終不掩其成就卓著、藝術輝煌,他的畫展讓人驚呼,中國當代美術史必須改寫,他被譽為中國之“梵高”。

  沙耆故居“藜齋”由沙孟海題字,位于寧波鄞州區塘溪鎮沙村,二間一弄樓房,現為鄞州區文物保護點。

  作為三度訪客的我,這個村子里的巷弄算是將我當成故友了。靜謐的矮墻上,草色機靈地把斑駁的墻面裝綴成一幅幅水墨寫意,自由走動的雞犬,也淡定從容,不避不躲。

  行至沙村高處,巷弄交聯,多間民房的墻面赫然地依稀地現出靈動又隨性的字畫,猶有一只墨色深切的上山虎附墻而嘯。村里人說,這就是沙耆的手筆。猛虎眼光如炬,不卑不亢,穿越了幾十年的風雨晨昏。

  十年前,我第一次“游歷”,無意于探訪,只是飯后散步,消遣至此。其時,沙村尚無有今日之名揚遐邇,人們最多知道,這里有名人,沙氏一門六杰。拜謁者往往也是瀏覽匆匆,更多的則是為一個曾經的藝術“瘋子”而感喟。

  五年前,又隨友人至此,眼到,身到,卻未曾心到。斯年,沙翁已逝。更多地,卻是享受了一番典型的江南村落之情致。錯落有序的村居背山而建,有清澈溪流沿村靜流。徒步悠長坡道,雞犬相聞,草樹橫斜,磚木結構的村舍,大多古風留守,墻壁上的青苔似告訴訪客相關村子的一些陳年故事。

  而此番“考察”,于我,卻實在是顧慮重重。因為沙耆已經聲名大振,路人皆知,至少,對本土鄉友而言、對畫界同仁而言。院落猶在,雖無謂思古,卻也可細察。只是,沙翁活著時都無緣交流,離去經年,更何談索微探幽?

  我要找尋的,是怎樣的一個沙耆呢?

  守護藜齋的,是個兼職的故居管理員沙伯,因為他還要守護同為沙氏族人的沙文求故居,他還是一農民,種田時種田,插秧時插秧。

  沙伯引領著我們來到沙耆故居。

  我站在門外,凝視人去樓空、所以常常緊閉的故居宅門,終于只有靜默。這扇門,幾十年,推開又關上無數次,像極了命運對一個人所做的動作。

  門檐磚砌,檐楣上雕出兩個遒勁大字:藜齋。取名和題字皆出自沙孟海先生。相傳,孔子門生子路家境貧寒,為母親能吃到米飯,常跑到百里外去背米,自己則吃的是藜藿之食。待子路做了官,母親卻去世了。沙耆祖上和子路有著相似的身世,因此沙孟海將此宅取名“藜齋”。不過,我倒是更喜歡藜草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因藜草雖屬草本,卻也是半灌木的植物,嫩葉可以當食物,花葉可以入藥,而其莖則可以做成藜杖,生于野地,不嬌貴,有強盛的生命力。

  藜齋的門墻為一西南方位的斜筑,這樣對路一斜,或許是為風水學上的“避沖”,或許只是為出入方便。

  進得大門,見四方天井,見兩間一梯的雙層木結構樓屋,視線越過窗欞可見屋后一片三四十平方的傍山花園(或許叫花坡更合適),抬眼望坡,竹林搖綠疊翠,清風徐來。故居總面積約略有150多平米。

  在廊柱邊,有一張桌子,桌上有一本簽名簿,密密麻麻記錄著來自北京杭州上海以及鄰村等地的訪客,有文人、畫家也有游客、村民。

  沙伯說:你就登個記吧。

  作為訪客,我當然要遵囑,也算是向沙耆先生報個到。

  不過,盡管院落齊整,但青灰色墻瓦,暗紅色門窗,終歸逼仄。再不過,逼仄的時光,有這樣相對逼仄的屋舍,還是“配對”的。

  堂壁上,寫滿漢字和法文,中有一匹斑駁的徐悲鴻畫風的駿馬。這匹紅色飛馬是沙耆回國后的“涂鴉”,歷經數十年風雨銷蝕,“顏面”幾乎失盡,但稍事修復,依然能領略筆觸之精氣。字畫外,遮罩了幾塊厚重玻璃。院門油漆一新,銹蝕的門環也換成新的,堂前的破敗也不見了,整座院落卻也蕩去了曾經“人居”過的氣息。

  資料記載,1927年,沙耆父親曾將舊宅翻新。而目下所見,無疑是又進行過一次“修舊如舊”。

  其實,沙耆的傳奇,落腳點更在于此處以及在此處流轉的時光。

  自1949年至1980年,長達三十余年的時間段,一個天才畫家就是在此處度過了他安閑又錯亂的歲月。1949年前的藝壇輝煌、人生精彩,和1980年后病勢輕緩、復出共仰,似乎都與這里無關。

  自然,我最為關注的也是他這段令人百感交集的“瘋”時。

  我們總想在一個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者的世界里找尋他異于常人的視覺感知和靈魂動態。我深知我們只是“常人”,或以正常人自居的人,你不入瘋魔,何以知瘋魔,你既已入瘋魔,何以知瘋魔?尤其是想進入一個藝術家的瘋魔狀態、進入一個瘋魔的藝術家的“另類”世界,完全沒可能得到正解。

  誰都不了解沙耆。

  也許,在彼時的沙耆眼里,蕓蕓眾生的正常,恰是可悲甚至可鄙的。但他并不嫉惡憤俗,在和村民鄰里的相處中,他們的質樸總是讓各樣不羈的靈魂安靜,盡管俗世的思維,總是帶有不經思考的閉鎖和直白。

  在藜齋的墻上,掛滿了照片和文字構成的相框,介紹著沙耆的一生。細細辨識,音容宛在。然而,畫家終究不在了。他在這里的身影,就像藜齋墻門上的飛鳥,來了,又飛走了。

  從這里,似乎看不到沙耆當年英氣揮斥方遒,走上街頭為即將沉淪的中國怒吼的激情澎湃,看不到作為徐悲鴻得意門生的才情恣肆,看不到在比利時研習和繪畫被多國藝術家嘉許嘆賞的眼光,看不到和畢加索等大師同儕并展的榮耀和快樂,看不到追求圣母華光的虔敬與熾熱,也看不到妻兒歡愛的溫馨畫面,但是,這一切,他畢竟有過,他切實地至深地感受過;這一切,不管他患病還是祛病后,都不曾將離。也許,正是這些,使得他精神恍惚,患得患失。

  一切,雖皆是我的猜測。

  站在故居,我只能依靠想象將之綴連起來。

  沿著逼仄的樓梯而上,因為新修,嘎吱嘎吱的聲響也不再聞聽,二樓屋檐下的窗臺邊,擺放著一張四方桌,桌上有煤油燈,仕女般腰身的玻璃燈罩讓人想起三四十年前農家的夜晚。

  環視沙耆臥室,儼然是饒有異趣的斑斕畫墻。11幅壁上女子,或坐或臥、或跪或站,體態豐腴而不妖,神情靈動卻不媚,倒有幾分脫俗的圣潔。我所看到的是不勻稱的女性身體,大頭大眼,豐乳肥臀,壯碩的馬予女人的性暗示,抑或只是白馬王子與裸女的唯美表達。這樣的畫風,不能簡單判屬哪一畫派,盡管他更鐘情于野獸派和印象派的結合,但對于一個天才畫家,我們似乎無力做出精準的評價,因為天性流露之作,靈魂才是至上的,表達的技術和形態倒反而其次了。你大可以視之為欲女,也可以看成玉女,這是觀者的理解。

  我們對于藝術,最直接的想法是:我要看懂,要被我看懂,能看懂的就是好的,不能看懂的,除非名家大家。聽音樂是,讀詩歌是,賞品畫作也是。還有一種想法就是:我覺得好看的,好聽的,好接受的,就是好的。一切不被“看好”的,除非藝術家的名望大到足以鎮住你的無知。

  只是,管理員沙伯說:這些壁畫都是復制品。當年以五千塊錢連房帶畫賣給一村民,而后村民又覺著壁畫“礙眼”,以四萬塊錢賣給一臺灣的畫商。

  不過,我理解這樣布局的苦心。只要其心良善,雖真跡無存,不再原汁原味,也算是尊了“國情”。復制品依然保留了幾許神韻,作為普通游客,只要感受畫家當時的心境即可,至于用筆用色如何,是專家們鑒賞的事了。否則,對于這樣的藝術“遺存”,要么人人鄙視漠視,一旦重視,必然虎視。結果還是:歷史的舊貌必定被毀成無趣的新顏。

  一個“精神”無羈時依然被色彩和畫面牽引著的靈魂。

  沙耆的畫筆,并不拘泥于何種表達的材質,什么載體都可以載他的美到靈動的彼岸。當時的村民求畫于他,遞過來的作畫“載體”真是五花八門,但是他總是信手拈來,立等可取。

  他喜歡木板上作畫,六歲時,就在木板上畫上一只兔子,據說已經是活靈活現。他有“板畫”情結,這在以后無紙無油畫布的年代,板壁和墻壁,就成了他揮灑顏色和構圖的舞臺。所以,門板上的裸女,墻壁上的虎畫,才成為沙耆的病中杰作。

  他瘋了。“他瘋了嗎?或許只是因為世界抽了”。這是當年我寫下的詩句。

  村里人說起沙耆,總有一種未了的意味。說是瘋,其實瘋得特沉穩,不會撒潑胡言,也未有自殘和暴力。假如一個未開化的群落,有一個天性純真而思慮純綿的藝術家來此,估計也會將之目為另類。諸多另類的當代人,其實也是瘋子。只是人們越來越見多識廣,不以為意而已。

  他畫馬畫虎畫女人,這都不足以說明他的“瘋”姿。在彼年代,女人的裸體固然是罪惡的淵藪,是不可以見人的腌臜,是對天理人倫的作孽,但一個留洋多年受過西洋畫派純粹人文熏陶的畫家,是不會輕易將自己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觀點改易的。

  而且,他只在自己的墻壁上畫,類似于涂鴉,類似于屋角的夢囈,類似于視覺的自我調適,他不是傳播,不是宣揚,你看見了他的存在,只是證明了你的發現,就像發現了你自己的身體,以及內心的欲望一樣,這都不能作為“呈堂證供”。

  在國外生活的習慣和一個天才畫家的心性,無疑對于一個小小村落的鄉民而言,就是怪誕的,是神經不正常的表現。比如,他喜歡日光浴,這在村民眼中就是不可思議的舉動。

  當然,被我們視作瘋了的證據還有:在沙耆的藜齋墻門上,寫著“浙江省政府主席沙耆”這樣的文字。這無疑是瘋了。但是,要知道,省主席,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說法,他沒有自稱為“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長”,所以,他的瘋,竟然是有“底線”的。而他的家族里,真有國統時期做過省政府大員的人,也許,他的自稱里夾帶著自嘲和對當時“形勢”的調侃。

  有一種說法,沙耆之瘋,源于情愛的失敗。那個墻畫上的女人,那個在他記憶和恍惚里常常出現的女人,就是他“發作”的誘導體。

  藝術和情愛,這是密不可分的溶劑。她們交織在一起,融會在一起,互相滲透互相改變,互相之后,成為了新的色彩。但是要決絕地拆分開來,那樣的痛苦無疑是慘烈的。藝術沒有了情愛,情愛逃離出藝術,對一個藝術家而言,這是滅頂的災難。他的同行、他的學長畢加索,一生有過無數的女人,而每一段姻緣和情愛都成為他創作的動力和光鮮的藝術證明。而同樣,沙耆卻沒有那么好命,他只是愛著那個女人,一個女人,一段純真的情愛,而他卻沉入下去,就像在海底看陽光,迷離而寒冷,他只能用孤郁的思念代替擁抱的熱烈,間或用手中的畫筆涂抹出(是涂抹,不是描畫)他心中的欲念。這是他能夠做到的。而大地無紙,只有白色的墻,只有樹筋暴露的板壁,才是他可以更持久的欲念和夢囈的保存地。

  在這個山鄉僻壤,讓一個見過大世面,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壯男子,忍受那么大的無邊無沿的寂寞,這不僅僅只是勇氣,還是一種人生別樣滋味的修煉。他也許做到了,他倚瘋裝傻地做到了,也許他終于沒能做到,他被自己的藝術和情愛熾烈地燒壞了腦子,他對周遭世界絕望又熱切的眷戀逼成了真瘋真傻。盡管,是在這個兒時熟識的故園,在每一塊泥土都散發著童年記憶的沙村族地。

  我相信,即使屬于他生理上的精神迷亂了,屬于他天理上的藝術靈魂卻毫不錯亂。

  沙耆的晚年境況算是相對圓滿,他激情依舊,他的色彩感、構圖能力和運筆技術并不因年邁而生澀。他被沙孟海照拂著,被良善的村民悉心呵護著,也同時被中國畫界重新關注著。

  他的畫筆一直在拯救他。他開始有了新的生存環境。他的畫展在全國著名城市舉辦。他的畫作和才情重新展現在驚訝的人們眼前。

  藜齋遠離了,那些曾經嘰嘰喳喳好奇又無忌的小鳥遠離了,鄉音遠離了,他的馬他的女人畫像他巷子里隨性的涂鴉遠離了。他開始畫山水景觀,畫植物動物,也畫他愿意去畫的人物,甚至裸女,可是,他再也畫不出藜齋板壁上那豐滿的傾注心魂的胴體,或許,他是不想再畫了。

  他開始珍視自己的記憶,拾掇著煙云般的往事,在他斷斷續續記述的人生年表中,可以看到他一直無法忘懷的逝去歲月里的激揚和靜好。

  留洋比利時、在戰時的比京靜心作畫,參加進步青年游行那意氣風發的吶喊,被巡捕房關押,被杜月笙保釋,曾經試圖用馬克思的哲學原理應用于繪畫理論上的努力或沖動,愛他的人和他愛的人,藝術的榮耀和被外國友人“你給中國爭光了”的夸贊……..

  記得二度探訪沙耆故居時,問道于一村民,村人自豪地說:哦,沙耆的畫好啊,他的《向日葵》,可以賣幾個億啊。

  他們很后悔,沒有向沙耆多要幾幅字畫。甚至很少保留他的畫作。“要是藏起幾張沙耆的畫,那就發了。”他們一定是把梵高和沙耆混同了起來。這樣的混同,無妨著洋溢的自豪感。這就是村民對藝術和藝術家樸素的理解。這樣的理解無疑是庸俗的、市儈的功利的,但至少,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直接的曲解,也包含了對“藝術是有價值”的理解,也算得一種進步。或許,村里人用這樣的混同說出了對沙耆的神秘的認同和認知:

  沙耆,中國的梵高,家鄉的神筆。

  想到這,我并不為沙耆先生當年在這個鄉村故居里的歲月感到悲哀。因為在這座由多才多藝的父親親手建造的家里,在自己從小生長的村子里,他無疑是自由的,村民淳樸重情,即使有這樣那樣訝異的眼光,即使那些簇擁的孩子稱他為“傻子公公”時,依然毫不介懷,他的內心依然充滿了安閑與友好。他隨時隨地會給村民畫上幾筆,畫什么都鮮活而趣致,若有酬謝,薄酒粗菜即可。有時候他還會跟村民說:這些畫很值錢,好好保留著。不過,幾無村民相信,他們隨手就把畫作丟掉了,或者當做買來的年畫,隨時而歿。

  只因他們知曉的是鄰里瘋子沙耆,而非天才畫家沙耆。

  告別沙耆故居時,我又繞進屋后。

  后園,畢竟有些落拓,經過修整,依然不夠齊整。但有芭蕉迎風,雜花在石縫里斜伸出來,不經意的凌亂里,恰好見證了屋主當年的落魄和落寞,也卻總有著自然生態的恣意之美。

  再回首墻上照片,排列井然,居多泛黃,畫中人盡皆寂寥。一個人,一生,就這么掛在墻上。當然,對天縱神筆的沙耆先生,對一生命途乖張的沙村引年,這樣的選擇,也并非無奈之結局。枯榮天定,人力三分。身后的榮耀與零落,與逝者無關。

  我們紛至沓來,算作是對大師深懷敬意的憑吊。不過,我想,即使屋主猶在,也未必有這般的熱鬧,也未必要這么熱鬧。

  行行攝攝恍惚間,我竟然忘記屋主已然仙逝他方。很想小坐片刻,曬曬沙村的太陽,看墻上的小草在風中搖曳。只覺得,沙耆先生依舊顫巍巍地出入廳堂,他端出茶來,落座,眼神慈和,一同我們聊天談畫、指事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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