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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王家衛能拍好嗎?
來源:澎湃新聞 | 時間:2019年03月27日

  文/李勤余

  視角的游移性:金宇澄與王家衛的心有靈犀

  王家衛為何對《繁花》一見如故?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金宇澄在作品開頭就點了他的名:“《阿飛正傳》結尾,梁朝偉騎馬覓馬,英雄暗老……接下來梳頭,三七粉頭,對鏡子梳齊,全身筆挺,骨子里疏慢,最后,關燈,否極泰來,這半分鐘,是上海味道。”

  王家衛雖然是香港導演,卻和金宇澄一樣,都是上海人。對于《繁花》里關于上海和上海人的細節描寫,王家衛的理解很是到位。在2014年的香港書展上,在談到“不響”這個在小說里出現了1000次的詞時,王家衛給出了他的看法:“‘不響’代表我不講話,但不代表不贊成不反對,只是一種態度。就是,他們很多事情都懂,都有態度,但用‘不響’作為反應。”王導的回答可謂靠譜,更重要的是,原作者金宇澄也在現場。有理由相信,在這部《繁花》上,王家衛一定是下了苦功的。

  但是,能理解《繁花》,未必能拍好《繁花》。值得一提的是,在《繁花》版權的競逐中,王家衛方面并不是出價最高的,但金宇澄仍然將小說的改編權交給了他。毋庸置疑,這當然是出于一種認可。因為,金宇澄和王家衛的創作特色,確有相似之處。

  作者意圖的不確定性,是王家衛電影的主導性策略之一,這也意味著觀眾可以從其作品中得出多樣化的解讀。和傳統港片相比,王家衛更習慣于設置多重敘述者和更加游移的視點。以《墮落天使》為例,五位行為乖張的主人公共同構成了電影敘事主線。但是,影片的敘述視點始終在主要人物之間來回游移,使整部作品充滿了碎裂感。與其說《墮落天使》表現的是都市男女的寂寞心情,不如說它反映了香港年輕人的焦慮感以及香港市民生活的不確定性。不必再列舉更多王家衛作品,熟悉他的影迷一定都知道,這從來就是其最鮮明的創作特色。

  也正因如此,或許沒有人比王家衛更適合把《繁花》搬上大熒幕。正如金宇澄所強調的,《繁花》是一部小說,也是一部“故事”集。說它是恢復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話本傳統也好,是先鋒性的文學實驗也罷,《繁花》的敘事線索之繁多、敘事視角之復雜,是有目共睹的。該如何取舍?該如何安排?經驗豐富的王家衛導演,自有他的獨門秘訣。難怪金宇澄曾經在接受深圳特區報采訪時曾經頗為放心地表示,電影《繁花》體現的“就應該是導演的全掌控,王導的許多方法非常有趣,我相信會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王家衛的主觀和《繁花》的客觀,能兼容嗎?

  雖然由王家衛來改編《繁花》,自有其獨特優勢,但這并不代表萬事大吉。王家衛作品可以被歸類為“作者電影”,其創作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這些本無可厚非,但套用到電影《繁花》上,則有可能出現無法兼容的情況。

  回顧王家衛電影,導演對主觀化敘事及其技術手段的偏愛是顯而易見的。早在《旺角卡門》中,王家衛就已在常規敘事的劇作進程中陡然采用動作升格。在《墮落天使》中,王家衛用一連串超廣角鏡頭攝影和變形的空間,浮光掠影般的變格與音樂營造出MTV式的視覺效果。《東邪西毒》中則充斥著抽象原始的古代世界,沙漠草屋、光影變幻的轉動竹籠。可以說,王家衛的鏡頭語言從來是超現實的,對現實的改造只為凸顯一種蒼涼的華麗。最典型的例子,當屬《重慶森林》中快餐店的前后景畫格速度的不同(抽格與增格):不知所措、孤單寂寞的人物在前,喧嘩騷動、車水馬龍的都市在后。

  但是此類主觀化的鏡頭和滲透在其中的情感色彩,是否適合《繁花》?這顯然要打上一個問號。須知,《繁花》徹底解構了人物的深度模式,拒絕對于內心世界的追問。整部小說中,我們不僅看不到人物的所思所想,就連他們的行為動機也常常難以被理解。在小說結尾,滬生和阿寶站在蘇州河畔,滬生問道: “阿寶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寶笑笑大家彼此彼此,“搞不懂滬生心里,到底想啥呢”。無論阿寶、滬生還是其他人物,他們對于內在自我描述的能力、語言與欲望,都消逝在了過去的時光里。如果說從前的人們相信自己是整個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那么金宇澄的《繁花》則用極度冷靜、克制的語言告訴我們,當代都市(上海)人的生活,可能是完全無意義的,游離于世界之外。所以,如果王家衛用其擅長的表現方式描述滬生、阿寶的內心世界,將他們的生活境遇刻畫為簡單化的寂寞、空虛,未免會偏離小說的原意。

  王家衛的《繁花》,怎樣講述上海故事?

  王家衛對上海元素、上海敘事一點也不陌生。《2046》《阿飛正傳》中的上海身影清晰可見,《花樣年華》更有一份上海風情。但以往王家衛所講述的上海故事,更偏向張愛玲而非金宇澄。張愛玲的小說世界雖然疏離了宏大敘事,但并非沒有意義。曹七巧與欲望的搏斗,是在用情愛的力量填補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空虛。但這一切到了《繁花》里,都變了樣。

  在小說結尾,兩位法國人準備寫一個上海劇本:老上海,蘇州河畔,法國工廠主愛上了中國的紡織女。法國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裝滿棉花的駁船里做愛,前來當顧問的滬生、阿寶卻表示當時的棉花船上都養著狗。顯然,前者代表的是大眾文化對于上海形象的想象,而后者是金宇澄的消解與還原。

  可見,在老金看來,時下流行的所謂“上海傳奇”,大多不過是一些濫俗、陳舊的套路。莫說外國人,即使是中國人,對于真實的上海同樣很隔膜。近年來與上海相關的影視作品,幾乎無一不是如此。一些莫名其貌的“上海味道”、上海人形象,仍然充斥于我們的銀幕。無巧不巧,王家衛《花樣年華》中的旗袍女郎,業已成為上海女性的身份標簽和刻板印象。那么,王導能否突破桎梏,為觀眾帶來不同凡響的感受?目前,還沒有人能知道答案。

  當然,王導也有自己的獨門秘技。《繁花》中的阿寶說,“人等于動物,有人做牛馬,天天吃苦,否則吃不到飯。有人做貓跟蝴蝶,一輩子好吃懶做,東張西望,照樣享福”。這是一種世故哲學的表述,也點了《繁花》的題:生活的荒誕和不可預測性,可能是當代上海的最大特征。而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我們同樣能看到各色人物生存境遇的荒涼、失落和無常。

  《東邪西毒》中,慕容燕只因東邪的一句酒后戲言,就癡癡等待終致發狂,而東邪愛上的卻是西毒的愛人,但西毒打遍天下回到家中,卻發現自己的愛人已嫁給了他的親兄成為了嫂子。此類陰錯陽差的故事,不正符合《繁花》眾生的命運基調?所以,對王家衛,《繁花》的讀者們有理由期待。

  不過,金宇澄也曾表示過,“看電影,也就是全面脫離書本的一種體驗,文字的作用和聲光電的效果,從來就那么不一樣,因此以小說來判斷電影,或以電影來定位小說,是過于簡單的方法吧。”所以,即使王家衛的電影《繁花》與小說《繁花》漸行漸遠,也不一定是壞事。或許,王導真能賦予《繁花》嶄新的生命。或許,這也是金宇澄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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