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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史料》40周年:中國文學歷史現場的活化石
來源:新京報 | 時間:2019年03月28日

  文/吳鑫

  四十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名家樓適夷、韋君宜、牛漢等創辦了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來文學史料為宗旨的刊物《新文學史料》,呼吁老作家撰寫回憶錄,呼吁文學工作者挖掘、考證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復文學記憶、重新溝通久已湮沒的五四新文學光榮傳統,為特定時期的中國文學走出幽閉、褊狹、僵硬之困局,走向豐饒、開放、鮮活的新境界做出貢獻。

  創刊四十年,《新文學史料》刊發了眾多知名作家的回憶錄、自傳、日記、書信等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學研究工作者撰寫的作家小傳、評傳及偏重資料性的專題研究、訪問、調查、考證、年譜等重要史料,既有親歷者個人回憶,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證的“史家拍案”。閱讀《新文學史料》,有助于走進歷史現場、感受歷史氛圍,從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現代作家作品,探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真相。

  2019年3月20日,《新文學史料》雜志舉行了創刊40周年紀念會。

  還有不到兩個月,將迎來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1978年12月宣布創辦的《新文學史料》,在創刊號上曾推出了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專號。在五四運動100周年到來之際,《新文學史料》雜志舉行了創刊40周年紀念會。2019年3月20日下午,紀念會在中國出版集團隆重召開。

  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認為,在眾多的文學期刊和學術刊物中,之所以《新文學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在于這本雜志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起到了還原歷史、正本清源的文化作用。無論是五四運動的風起云涌,還是文學史上的潮起潮落,中國新文學每一次浪潮的總結定位和功過是非的評價分析,既需要從大局觀上進行評說,也需要提供可資信任的史料作為佐證,所以基于史料和考證為特色的《新文學史料》在當代文壇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不斷彰顯。

  另外,閻晶明認為,比起單調重復的學術腔,《新文學史料》隨時可以讀到讓人心喜的資料,獲知未曾聽聞的逸事,幫助我們理清糾纏交錯的人與事,補充未曾得到過的史料細節,打開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40年的《新文學史料》毫無疑問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之書,是一部鮮活的中國新文學史巨著。

  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巖表示,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始終堅守實事求是的原則,秉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開放包容的心懷,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現各種文學史料,發表了大量的“五四”以來我國作家的回憶錄、傳記,刊登了這一時期有關文學論爭、思潮、流派、刊物、作家作品及文藝團體等專題資料,以及調查、訪問、研究、考證文章及不易見到的材料和文物圖片等。四十年,162期雜志,已經形成豐富的史料庫,為研究“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新文學史料》不僅成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中外學者不可或缺的常備資料,也受到愛好文史的讀者喜愛和收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劉勇,在《新文學史料》40周年紀念會上回顧了自己與這本雜志的交往。四十年前,劉勇到北師大學習時,正好趕上《新文學史料》創刊,四十年來這份刊物伴隨著他的學習和研究生涯。從現代文學研究的角度,他認為《新文學史料》至少有三個重大貢獻:

  第一,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見證了現代文學發展的許多重要時刻,對幾十年來的文學論爭、文藝思潮、文藝團體、文學流派、文學刊物、作家作品等資料的整理、考證和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展現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豐富鮮活的歷史途徑,這些資料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學科持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堪稱歷史現場的活化石。

  第二,《新文學史料》四十年來不斷為史料的定論與辨析、為現代文學的研究及時提供了許多新的論據和新的視角;從創刊以來設有考證、補證、來信摘登等欄目,及時對史料進行訂正和辨析。

  第三,《新文學史料》四十年來專注于史料的產生與研究,尋求一種研究方法的突破,同時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格局帶來新的突破。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最初以回憶錄、歷史現場為主,逐漸增加了史家拍案、口述歷史、作家專輯等欄目,努力尋求一種史料與研究、史料與方法的結合和突破。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則希望《新文學史料》雜志能夠拓展更大的文學視野:當代文學跟現代文學一大的區別是,現代文學的時間是封閉的,而當代文學的時間沒有上限,中國當代文學已經七十年了,它不斷增加著各種運動、論爭、事件、史料、“十七年”、“文革”,包括改革開放四十年。所以,他希望《新文學史料》按照主要的范圍,在主要做新文學、做現代的同時,能夠更多地向當代延伸,給當代文學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史料的梳理、搶救、研究,推動更多的學科建設。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回顧說,四十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批編輯名家創辦了這份刊物,呼吁老作家寫回憶錄,呼吁文學工作者挖掘考證史料,以一刊之力恢復文學記憶,重新溝通久已湮沒的五四新文學傳統,為中國文學走出困局,走向豐饒、開放、鮮活的新境界做出貢獻。

  臧永清還談及《新文學史料》雜志面臨的當下困境。起止于1919-1949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僅有三十年歷史,而《新文學史料》已辦了四十年,重大史料越來越少,內容荒是除了經濟壓力之外的另一個問題。臧永清認為,《新文學史料》還需繼續深入挖掘并獲得流落于民間、封存于海外的稀見的重要史料。另外,雜志還要拓展歷史空間,一方面向前追溯到清末民初的近代,向后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當代;另一方面從大文化概念入手,重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外部環境,如教育、文藝以及作家的生活條件、稿費收入、經濟狀況等皆可豐富刊物的內容。與此同時,設立西譯史話專欄,吸引中外文學交流史料。

  在40周年紀念會上,胡風女兒張曉風代表作家家屬發言,回顧了《新文學史料》雜志與他的父親之間的記憶之外,還回溯了《新文學史料》對胡風史料的大量刊發和在學界的反響。1979年1月,胡風剛恢復自由之際,收到第二期《新文學史料》。該期雜志關于郭沫若、周揚、茅盾和馮雪峰的幾篇重頭文章,都涉及胡風親歷的三十年代和“兩個口號”問題。后來以這期刊物為契機寫下那篇十多萬字的《歷史是最好的見證人》,現在收錄于《胡風全集補遺》。但是,胡風在《新文學史料》刊發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1年第一期上的《我的小傳》,這篇短文成了當時剛開始的少數研究胡風的學者和現代文學研究者的主要參考資料。再后來,從1984年第一期起開始連載胡風回憶錄,包括胡風母親的回憶文章和整理出來的胡風交代材料和日記、書信。甚至,當年的胡風分子和七月派也陸續在上面發表回憶文章和史料。

  老舍的長女舒濟,同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同志,她也回憶了自己與《新文學史料》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這本雜志和父親老舍之間的關聯。在《新文學史料》創刊號上,登載了懷念老舍的一組紀念文章,其中就有舒濟的一篇文章。在接下來四十年的雜志中,斷斷續續還刊登有老舍的很多佚文、書信以及對他的回憶,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貢獻,是老舍研究必備的參考資料。

  作為不斷尋找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的現代文學研究專家,陳子善不僅回顧了自己推薦給《新文學史料》的新挖掘的現當代文學作家的史料和文章,還特別談到了雜志對兩岸文學交流之間的歷史作用。據陳子善回憶,臺靜農、秦賢次等人的文章,都是經由他首先推薦給《新文學史料》刊載的,還有諸如錢歌川先生回憶郁達夫的文章等。

  學者孫郁回憶起自己擔任魯迅博物館館長時,《魯迅研究月刊》和《新文學史料》經常共同舉辦學術活動。而如今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他,認為這本雜志的史料研究非常值得認可。在學院派的文學文本研究越來越八股化、教條化、格式化的情況下,《新文學史料》因為隊伍的豐富性和話語的多樣化,雜志以非學院派的史料研究方法,對學院派僵硬的研究起到了稀釋作用,使沒有溫度的研究變得有趣味,真正使文學研究多樣化和豐富化了。在他看來,《新文學史料》是一個眾聲喧嘩、南音北調的平臺,在史料研究或者史料編輯方面功莫大焉。

  南京大學教授沈衛威,從2016年開始帶著學生組成研究團隊,整理民國檔案中新文學作家的手札和書信,現在已經翻印了沒有收入全集、選集、文集或者年譜的新文學的手札、書信一千多件,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等學者的手札六千多件。作為文學史的研究學人,沈衛威認為這些史料檔案逐步揭開了很多以前沒有看到的真實情況。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將會對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譜和自傳有直接實證性的增補修正,同時將對新文學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檔案文獻的支持和幫助,對已往有關作家生活或者某些重要事件的傳說、推測等虛構性敘事進行糾正。在他看來,檔案作為第一現場,作家回憶錄50%是假的,因為記憶有失誤。但是,檔案是最真實的,可以與當事人的自傳、回憶錄、書信、詩集進行互證,將時間、地點、人物同步呈現,并且有前因后果的、紀實的、清晰的展示。所以,他在未來想跟《新文學史料》聯手推出一批中國現代作家的手札,逐步整理出來給《新文學史料》連載。

  史料大家朱正回憶,他接到創刊號后立即讀了一個通宵,判斷道:“這份刊物是必將傳世的。”其后的幾代辦刊人始終不放棄文化責任,于滾滾紅塵、商業大潮中保持國家級學術期刊的學術品質,受到作家、學者及讀者高度贊揚,被海內外學界視作探究歷史、省悟歷史、回味歷史的一份新鮮可讀、饒有趣味的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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