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扑克走势图带连线
回顧或展望:作為一種話語的文學
來源:《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 | 時間:2019年04月01日

文/耿占春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回望1978,那的確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時刻,不僅政治領域開始撥亂反正,與之相伴的是文學界也出現了許多標志性的事件,停刊多年的文學期刊相繼復刊,同時一些新雜志乃至詩歌民刊也相繼創刊,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朦朧詩、標志著“科學春天”的徐遲的報告文學也都在這個年份涌現。文學將自身所攜帶的不可低估的精神能量釋放到日益開放的社會空間,釋放到整個社會心理空間。

時至1978,整個社會經歷了漫長的壓抑性歷史時期,人們的感受、經驗、記憶,一直未能得到真實的表達。在此之前,所有對社會生活和情感的表現都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遠離了人們的真實體驗。而在運動式“文革”結束之后,人們突然獲得了可以較為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權利,伴隨著新的歷史認知,人們擁有了表達創傷經驗、痛苦情感與悲慟記憶的權利,就像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這些命名所提示的。顯然,自1978年開始的新時期文學具備了一種群體代言的社會心理功能。文學表達了要恢復一種更加人性化的生活乃至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愿望,文學將一種普遍的渴望釋放到一個曾經非常封閉的社會空間里。應該說那個時候文學攜帶著一種巨大的心理能量。長期壓抑的社會心理所積蓄的能量的文學性釋放,喚起全社會一種高度的共鳴,凝聚著一個變革初期的社會所必需的共情與共識。

文學在那個時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這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實基于這樣一種狀況,那就是當時能夠表達人們的經驗、思想認知和情感訴求的只有文學話語。還沒有經濟學話語,因為還沒有開放市場經濟。沒有形成經濟社會,與之相伴的也沒有社會學話語和法律話語,而一切都仍然暫時停滯在意識形態話語中,即使批判“四人幫”的語言也依然沿襲著前一個時期的用語體系。唯有文學話語最先帶來了思想解放的氣息,并擴展著一種社會精神氛圍。無論是個人困擾還是公眾議題,無論是倫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各種問題,都只能訴諸廣義上的文學話語。

即使如此,也應該承認,自1978年開始的新時期文學的巨大社會影響力并不只是來自它自身的成就,而今在回望發端時期的文學輝煌時人們多半是重溫它的影響力而非它的文本自身。它出現在那樣一個貧乏的起點,沒有深刻的思想話語,甚至敘事語言都很不成熟。如果人們回頭再次閱讀那些小說的話或許會感覺某種失望,因為圍繞著這些作品的讀者發生了改變,圍繞著文學的社會精神氛圍已經消散。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優勢在于它的整體氛圍,文學實踐不是孤立的,它屬于社會歷史勢能的一部分又受到歷史勢能的助推。從意識形態的頂層設計到普遍讀者的參與都和文學實踐發生著良性互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大討論就是一種頂層設計。70年代末以前,整個國家在用一個預定真理來指導實踐,無視實踐本身的災難性后果,也進一步導致對真實經驗的遮蔽。在改革開放之際,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意義重大,它給了文學突破既定觀念桎梏的合法性授權。與之同時,在思想理論領域則有周揚、王元化等一批學人強調實踐哲學,關于異化和反對異化、倡導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這也是對之前的社會異化過程的反思和人的異化狀況的檢討。基于異化問題的討論,在理論上更深入一步的是李澤厚、高爾泰等人在哲學—美學層面上對主體性的討論。而戴厚英、張賢亮、張潔、鄧友梅、路遙等人表現人性復蘇的小說,構成了大眾直觀的經驗,人們在閱讀、討論、傳播,整個社會生活充滿了新生的希望并伴隨著可能有的歷史反思。連出現在1978年的朦朧詩也很快就不顯得朦朧了,年輕一代人尤其是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們,開始聽懂了北島一代詩人的聲音。在更普及更廣闊的社會領域里,普通讀者也有一些屬于自己的話語,《中國青年報》等發起的人生意義的討論,那是每個普通人特別是讀夜校的“被耽誤的一代”都能夠理解的日常語言。這一切無疑都在喚起整個社會長期被壓抑的感受、激情與思考能力,激發了某種自主性或主體性的自覺。

這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之初及整個80年代,詩歌和文學并不是孤立的創造活動,它涉及在今天看來某種破碎的記憶和匿名狀況,但當時文學置身于一種強大的歷史趨勢之中,文學所塑造的經驗與情感,與普遍的社會心態發生著深刻的呼應,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為“撥亂反正”的政治使命凝聚了巨大的社會情感資源,而像蔣子龍等人的改革小說,也參與到啟動“改革開放”的社會歷史勢能之中。文學在很多層面與逐漸開放的社會心態發生著強烈的共鳴。當我們置身于現在回望這一歷史時刻,不難發現文學話語與社會情境如此吻合的時期消失了,盡管文學史書寫留下了它的蹤跡,但曾經圍繞著文學話語所凝聚的共情與共識消散了。現在的理論可能比80年代專業化得多,甚至也深刻得多,文學經驗也比80年代復雜得多,但無論是思想理論還是文學,都失去了高度的共識與共情力,喪失了高度互動的社會歷史勢能。與文學相關的社會共識與共情力所積蓄的巨大心理能量突然間耗盡了。在回顧之際的現在與80年代之間,似乎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斷裂地帶。

然而隨著一定程度的社會開放,尤其是多種經濟形式的出現,社會空間仍然在逐漸增加,無論是社會還是大學,開始有了話語的多樣性,由于某種程度上的開放市場經濟學話語出現了,伴隨著經濟問題、經濟社會出現了社會學話語和法律話語。那么以90年代之后的狀況看,當個人和公眾遇到問題的時候,理所當然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傾聽文學話語,他可能尋求的是法學家的話語或經濟學家的話語,即使是某種道義或情感訴求,也會訴諸傳播媒介或訴諸輿論話語。而當人們遭遇各自特殊的生活困擾或內心的焦慮時,也開始尋求心理咨詢尋求精神分析師的話語。在某些特定的問題上公眾與個人所尋找的是特定的專家話語。而文學話語則變成了一個非常邊緣性的語言,在社會交往的多種話語系統中變成了一種次要的交流語言。

也可以說在當今分化的社會里形成了各種話語的島嶼。每一種話語都有一套專業的語匯和句法,對應一些特殊的經驗領域,分析處理各自的特殊問題。由此可見,文學話語的確難以像開放之初或80年代那樣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不管是作家還是讀者都不再對文學抱有這樣一個期待。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生活其中的社會隨著經濟活動及其利益的分化而分化,人們的經驗世界開始分解為彼此不同的領域;另一方面也緣于迅速發展的傳播媒介提供了多樣化的信息方式。那么也就是說,每一種信息方式都是一種話語的孤島,具有“形形色色的實用性”。然而,生活世界的圖景也就變得多元或碎片化,似乎沒有哪一種話語能夠掌握世界的整體或總體性的世界。

進入90年代之后,文學開始感受到在現實面前的無力感,而從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來看,這種狀況并不是唯有我們才體驗到的事態。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一個年輕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寫道:“何種小說,何種新聞報道,何種藝術嘗試能比得上當代的歷史現實和政治事實?哪種戲劇中的地獄景象能比得上20世紀的一次次戰爭?什么樣的道德譴責足以衡量處于原始積累的創痛中的人們的道德麻木?人們想了解的是社會與歷史的真相,而他們往往發現通過當代文學不足以求得真相。他們渴望事實,找尋其中的意義,他們想得到可信的‘大畫面’,在其中,他們能逐步理解自己。他們還想獲得能使他們作出取向的價值和恰當的感知方式、情緒類型和描述動機的詞匯。但這些東西,在當代文學作品中卻不易發現。”半個多世紀之后,這些疑惑與判斷似乎依然描述著當下人們對文學的觀感。那么事情是否如米爾斯所說,是因為“在完整而合適的社會科學尚未出現的情況下,批評家和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成為主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唯一的對私人困擾乃至公眾論題的描述者。藝術的確在表達這些情感并經常凸顯它們……但它尚不具備學術的清晰性,而今天,要理解或解除這些困擾及論題正需要這種學術的清晰性”①。在當代,那些有抱負的作家,似乎不會再把定型的文學樣式當作唯一重要的話語方式,因而米爾斯猜測說,如果托克維爾或泰納生活在20世紀,他們可能不會是一個作家而可能會成為社會學家。

但在19世紀末之前,在尚未出現社會學這個學科名稱之前,那些創造了小說典范的作家所擁有的恰恰正是某種社會學的想象力,他們擁有史詩性的抱負也不乏認識論的雄心(包含著經濟、社會、歷史與神話等諸多智識內容),文學之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那樣一代雄心勃勃的作家來說,是繪制極其復雜的世界觀與認識論的一種形式,而且唯有文學能夠提供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智識形態。他們都面對著人類社會最廣闊最深邃的現實,正是通過19世紀的文學,人們得以總體性地理解現實,更富于歷史性地理解“人性”。不僅作家本人如巴爾扎克自覺到要做歷史的書記或“秘書”,把小說理解為整個社會的“風俗史”或包羅萬象的“社會的通史”,他的讀者也是如此看待文學這面“詩情畫意的鏡子”如何“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正如恩格斯那些著名的論斷,他盛贊《人間喜劇》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得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重復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話是因為,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狀況,文學并沒有因為社會科學的興起而失去其認識論的魅力或智識的品質。

只有當我們將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引入文學的視野,只有把文學視為一種認識論或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求知方式,將文學視為對世界的把握、對社會歷史的認知,我們才會理解文學變遷的必然而非衰落的應然,對于當代文學來說,衰落的可能是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那樣一代經典現實主義作家所完成了的敘事方式。那些被當作文學范式的改變或文學形式的問題并不僅僅涉及敘事技能,20世紀以來文學話語方式的變化就是一個包含著社會歷史認知的論域。從最質樸的閱讀經驗我們也能夠感知到文學敘述結構的改變,敘述人稱的變化,多種敘述角度和多重敘述話語,在巴赫金那里這些被另一些理論概念表述為復調結構、多聲部、眾生喧嘩以及狂歡化,當然也包括意識流小說所顯示的范式偏離,敘事方式的變化不僅是文學流派與風格意義上的變化。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化的敘事方式已經先于文學范式而發生了根本轉換,我指的首先是,現代社會里新聞業的興起和新聞調查的興起。我們知道在新聞調查里面,任何一個新聞事件或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事件,都不可能只有某一個人以全知的話語方式來完成可信的敘述。對一個公共事件或引起公眾關注的事件的講述,需要不同的見證人或間接的信息提供者。從事新聞調查的記者需要探訪現場并訪談盡可能多的知情者,他們需要了解眾多敘述者才能完成對一個事件的間接講述,人們不會輕易相信某個人——哪怕是當事人——關于某一個事件的敘述。人們會考慮某個敘述人或見證者所提供話語的真實性,考慮他與事件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及其可能采取的立場對其敘述的影響,人們還會將一種敘述與其他的敘述進行參證。作為一種社會認知方式的新聞調查不僅必然要有眾多的敘述者,而且需要盡可能完備的記述才能建構出對一個事情的表達,也就是說人們不會相信一種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與傳統的敘事方式相比一個更重要的差異是,這些彼此具有相關性的敘述也不會被安排進同一個構思好了的故事框架之中,多重的敘述不會遵循同一種意圖,它們各自的敘述不但在所說的內容而且在言說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乃至相互沖突。在新聞調查的過程中,不僅有不同的受訪者提供多重敘述,還有調查者對信息的收集、整理;不僅有情緒與充滿激情的表達,還有質疑、評估和爭議的話語;不僅有被敘述認知的一面,還有敘述話語的空白,而且它們不會輕易被一種“權威性”的敘述話語所填補,就像我們所經歷的馬航失聯事件,無法逃脫的偶然性留下了永久的認知眩暈。對于新聞調查來說,它需要動用各種話語體系,需要組織各種話語樣式。同樣在一個法治社會里任何一個司法調查或者一場庭審也是如此,也需要聽到不同的人、不同聲音的敘述,我們不會把某一個人的敘述當作真相的全部。事實上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全部的知情者,眾多的敘述需要形成一個證據鏈,才能夠滿足我們對某一個案例的認知。在現代社會里,敘事及其敘述話語已經成為一種認知形式,一種求知方法。敘事是參與及解釋人類事務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社會功能。認知、理解、判斷,論證、質疑、審議,都需要敘述話語參與其間,敘事活動不是僅僅是文學獨有的。相比19世紀全知敘事,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學或許可以說發展了一種“共和主義”的敘事,就像日益增長的新聞調查和復雜的司法調查中的敘述,它們發展了一種“審議”體制下的敘事。這也是在復雜的話語“審議”體制下的求真敘事,一種基于尋求真相基礎上的維護知情權和人的合法權益的敘事。長期以來,文學話語以其富于現實主義精神的“詳盡的生活觀”培育了敘事,然而文學敘述也必須在敘事的社會功能發生變化的時候,更新自身的敘事話語。

事實上,不只是公共生活里的敘事話語方式隨著認知方式的變化發生了改變,在私人生活里,人們同樣也都不是個人生活的或自我的充分知情者。人們經歷過一些事情,卻并不知悉它的意義,人們有過很多記憶,卻會逐漸淡忘,關于我們自身的記憶與認知有時并不屬于我們自己,抑或屬于他人。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實踐感》里談到一個事例,當他傾聽了前來尋求解惑的人充滿家庭隱私的敘述之后,他明白了人的真正困擾是沒有誰是一個充分知情者。布爾迪厄說他突然意識到為什么20世紀的小說變成了一種多人稱的受限敘述。

概言之,在20世紀之后文學放棄了全知全能的敘述,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敘事功能本身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敘事話語參與并建構了社會生活的進程。在新聞領域,在司法領域,在精神分析領域,當然還包括歷史領域的敘述,有時它需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不同語言不同歷史文獻的證據,來建構對一段歷史的敘述。它們都是漫長的文學史所發展的同一種敘事功能的不同變體。它們一方面源自有著漫長歷史的文學敘事的啟蒙,但在敘事的社會實踐中,敘事不再沿著傳奇或史詩所建構的話語邏輯,而是朝著現代社會自身所建構的理性、懷疑、論辯、審議的話語邏輯展開,并且無限地提高了敘述話語的心智品質。

文學無法脫離敘事話語的社會功能的改變而沿襲成規,文學是一種不斷更新的認知方法,是一種在多樣的話語體系中的求知方式。文學敘事方式的演化來源于深刻的認識論動機,但文學話語又不同于某一種特殊的話語體系,即不同于新聞話語或法律話語,或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話語。當多重話語體系如同群島相互分離的時候,也就給文學話語的建構提供了自由。文學應該是一種綜合性的話語。一方面我們同意巴赫金的說法,即沒有分化(分裂)的語言就是神話;另一方面文學又要在分化的用語體系的縫隙里尋求一種話語的綜合。這是因為文學不僅關系到對現實的“再現”,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文學話語是對多重用語體系和話語樣式的組織,文學話語的自由來自它對相互分離的話語樣式或高度分化的用語體系的重新建構,一方面文學話語保留了在偶然性的情境中解釋人的生活與事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維系著人的生活世界與受到損害或受到威脅的人類價值之間的聯系。這正是人們在新聞調查中所做的也是在司法敘事中所做的,是在個人的微觀生活領域以精神分析方式所做的,也是在宏觀層面以歷史性的敘事方式所做的。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傳統的敘事里面多重任務的合并——轉化、通報、證明、說服,等等——是被故事的展開的同一性掩蓋起來的。敘事的有機總體化的性質使之不易被分析”②。而在當代以來的文學中,由于“故事展開的同一性”在某種程度上的消失或弱化,呈現在文學話語中的各種用語體系之間的差異不會被故事所填補,它們同時呈現在某種“審議性”的話語組織里,就像新聞和司法領域的話語,它所激發的不是確信而是反思與判斷。至此我們可以說,生活模仿了文學而又超越了文學。

在面對復雜的現實感將文學宣布為一種“次要的藝術”時,米爾斯是在將文學所曾經擁有的想象力轉移到社會學的認知方式之中。他界定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方式幾乎仍然是文學性的:對世界的認知不只是了解“我們周圍的現實”,而是“戲劇性”地理解“周圍現實”與“更宏觀的現實間的聯系”,因為人們“需要的不只是信息,盡管在這個‘事實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們的注意力,并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吸收能力。他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盡管獲得這種能力的努力往往耗盡了他們有限的道德能量。他們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品質,這種品質可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對米爾斯來說,“具有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人能夠看清更廣闊的歷史舞臺,能看到在雜亂無章的日常經歷中,個人常常是怎樣錯誤地認識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在這樣的雜亂無章中,我們可以發現現代社會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中,我們可以闡明男女眾生的種種心理狀態。通過這種方式,個人型的焦慮不安被集中體現為明確的困擾……”③在米爾斯筆下,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一種心智品質,它能夠描述個人型的焦慮或種種心理狀態,又能夠將它的表現置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這種想象力意味著將文學的感受力與社會學的認知融為一種新的理解力,它期待著人類理性本身在人類社會的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米爾斯所重視的不僅是能夠厘清個人型的困擾和公眾議題的心智品質,也是能夠將生活情境置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那種廣闊視野。社會學的想象力更為注重的是個人與公眾、情境與結構之間復雜微妙的聯系,因此,“在回歸到個人生活歷程,歷史以及二者在生活中的交織等問題之前,沒有哪個社會研究能完成其學術探索的過程”。社會學的想象力旨在歷史與生活的交織中描述個人生活歷程,這意味著,生活的直觀或形象的再現無法滿足這一認知。顯然在米爾斯談到這一論域的時候,他所依據的是19世紀的文學經驗,在托克維爾和泰納的時代,或者在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的時代,生活的矛盾和沖突還可以是直觀性的。也就是社會矛盾主要體現在人和人之間直接沖突上面,但在20世紀,結構性矛盾不再是可以在個人型的焦慮或生活情境中直觀的經驗。就其主體性及其行為而言,抽象主體的重要性顯然遠遠大于個人主體,比如經濟行為主體或政治主體,作為公司或政黨遠比一個自然人更強大。其他社會組織作為一個行為主體也比人格化的個人更強有力,擁有更豐富的資源和支配性力量。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無論個人的焦慮還是公眾論題,都更缺少感性直觀性,它們很難還原到個人之間可以呈現的感性生活圖景。生活世界變得抽象了,決定我們生活的那些力量變得更隱秘了。個體之間的各種關系已經滲透了制度性安排或系統性因素,或者說結構性的要素作為不易覺察的中介深藏于個體關系之間,而人格化的沖突則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因而在米爾斯看來,(19世紀)文學的話語特性擅長處理人格化的沖突卻難以處理結構性的社會歷史主題。

讓我們再次回到這樣一個議題上來,文學話語是否能夠在這樣一種高度分化的社會生活里,在多種話語的群島上,在新聞話語、法律話語、經濟學話語乃至社會學的話語之外,建構一種既高度分化又產生綜合認知能力的話語?是否能夠建構出一種復雜的“內心集語”(德里達)或對多重用語體系的自由組織(利奧塔)?或米爾斯所說的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而這些對新的用語體系所提出的認知要求,已在最具認識論抱負的敘事話語中顯出一些端倪,社會學的想象力無疑也是文學的想象力所必須具備的:“從自己的視角切換到他人的視角,從政治學轉移到心理學,從對一個簡單家庭的考察轉換到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的預算進行綜合評估,從神學院轉換到軍事機構,從思考石油工業轉換到研究當代詩歌。它是這樣一種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并觀察二者間的聯系。”④這種話語既是文學性的,又包含著其他視野的話語;既具有分化的認知能力,又能夠喚起內心深處的共情力。

事實上,伴隨著敘事話語在社會生活中功能的改變,在現代小說里尤其是自20世紀后半期之后,業已出現了一種與社會學想象力相匹配的新的敘事類型,比如在《玫瑰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紅》《哈扎爾辭典》等這樣的小說里,文學正在通過獲取“視角轉換的能力”,嘗試性地建構了這個時代里一種新的百科全書式的話語,這樣一種具有心智品質的作品還可以向前追溯到《魔山》出現之際。而在近年來的中國文學中,業已出現了寧肯的組織多重話語體系的《三個三重奏》,李敬澤的既是散文、批評又是敘事話語的跨越文體類型的《會飲記》,和李洱的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應物兄》,在急劇變化著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文學正在成為一種重新建構的具有認識論意義的圖景。這些作品既擁有社會學的想象力所要求的“小情境研究”,又關注著將各種社會生活情境“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文學既捍衛和表現著對人類價值的熱情,又同時是一項“偉大的智力勞作”,它不僅“將細微的研究嵌入到刀鋒般細屑且靜態的時刻或某一極短的時段上”,也同時能夠“將時間跨度擴展到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并且包括星期、年和各個時代”⑤。在認知方面,最優秀的當代文學與19世紀經典現實主義的文學夢想沒有區別,但在敘事話語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僅這樣的敘事作品擁有著社會學的想象力,它還同時擁有神話學的想象力。因為文學不僅是諸種話語系統之間的轉換或一種綜合話語,也不是像其他專業話語那樣分門別類地描述人類世界,而是要創造出個人與人類經驗的連續體,它包含著從無意識、本能、欲望的隱秘層次一直到自覺的歷史認知層面,包含著理性的心智力量和敏銳的感受力,以回應個人經驗中幽暗的部分,回應人類事務中那些晦暗不明的時刻,并進一步釋放出文學話語潛在的精神能量。

【注釋】

①③④⑤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三聯書店,2001,第16-17、3、5、244頁。

②利奧塔:《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談瀛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78-179頁。

(耿占春,大理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

快乐扑克走势图带连线 福建时时下载手机版 黑马人工计划靠谱吗 必富娱乐是不是倒闭了 谁能入侵黑彩服务器 四川麻将 时时彩升黄金全套 重庆时时开奖直播现场 万汇娱乐彩票登录平台 后二直选两码稳赚 安徽时时直播开奖结果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