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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差序格局” 與文化自覺下的“重新寫作”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4月08日

  文/丁帆 馬永強

  《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的修訂版《中國西部新文學史》歷時三年的修訂,終于付梓印刷。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這項研究、初版文學史出版到文學史修訂版的完成,時間跨度長達20年。在書寫《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序言時,我們的思緒不自覺地游離到文學之外的西部,這成為一種難以釋懷的情結。遙望西部,內心涌動的不僅僅是對奇詭的自然造化的神往,還有對層層累積的歷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斷探尋的沖動。地處歐亞內陸的中國西部,從人類的童年開始,就是一塊生長英雄和英雄史詩的高地,一塊放牧著野心和激情的高地。這里曾是人類文明的交匯地之一,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匯的歷史印記。古“絲綢之路”既是連接東西方的玉石、絲綢、瓷器、香料、茶葉等的貿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樞紐和文化交融的大動脈。不僅如此,西部還是域內多民族融合的歷史舞臺。因此,古絲綢之路作為中原農耕文明板塊的最西端和末梢,不僅聯結了西部各民族之間的交融,而且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碰撞、融匯的鋒面。正如季羨林說的,通往西方的古絲綢之路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既是西部各民族文化與中原漢文化交融的跳板,也是“東西各國文化交流的樞紐”,“許多國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幾個文化發源地的文化,都在這里匯流”。所以,中國西部多元文明形態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長期交融和傳播的產物。

  對于中國西部文學的持續關注正是源于以上思考。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全球化語境下的地域文化差異日益凸現,我們的研究視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語境下的文明沖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層,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學美學價值的發現,使我們產生了建構中國西部文學史的最初沖動。經過多次學術碰撞和交流,孕育之中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架構呼之欲出。2000年,我們擬訂了寫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綱,在此基礎上經過反復醞釀,于2002年申報了“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然而,研究之路從一開始就是不平坦的。迄今為止,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已經足有千種之多,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們又不得不遺憾地說:由于種種原因,現行的現代文學史無論是在有意識層面還是無意識層面,都將西部文學邊緣化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對大量西部文學的文本閱讀得太少;我們對西部文化生態——以游牧文明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形態還不夠熟悉;我們對西部風土人情、風俗風景還較陌生;我們對西部作家表達情感的方式,乃至審美觀念與文本的書寫方式都有著天然的距離感。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撰寫宗旨就凸顯了出來:全面地、系統地勾畫西部現代文學史的面貌,將它置于一個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學科研究序列,既要成為我們的研究視角,又要成為我們觀照一切西部文學的價值理念。于是,用新視角去打撈和鉤沉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忽略、遺忘乃至湮沒的許多優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讀和詮釋大量文本生成的意義,包括那些沒有被發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為我們撰寫《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的主體架構和價值觀的關鍵所在,也成為這部文學史修訂版的一個基本遵循。

  鑒于此,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西部現代文學史的建構并非是簡單地編撰一部區域的文學門類史,它是西部獨特的文明形態的象征和顯現。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歷史進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樣性、混雜性、獨特性的影響,既秉承著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悠久的文學歷史傳統,又一直呼應著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的脈動。如果從“地域人種”和文明形態的視角來看,西部現代文學還存在著迥然區別于中部和東部文學的極其特殊的一面,一直伴隨著“抵進本土”、“發現本土”的內在追求和藝術超越,從而凸現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景觀和風貌。所以,我們必須站在歷史的、多元文明形態的高度,用一種西部文化精神的整體觀來統攝西部文學中的每一個文學現象、社團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理性高度。

  如何確立撰寫的總體思路和方法成為研究的關鍵。首先,西部現代文學史的空間區域的劃分和時段上下限是個難點。在空間區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成為我們劃分西部邊界的內在標準,它的邊界和視閾,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義上的西部區劃,也不同于以發展速度為尺度所劃分的經濟欠發達地區。這里的“西部”是一個由自然環境、生產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要素構成的獨特文明形態的指稱,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甘肅省在內的以游牧文明為背景的融匯了游牧、農耕和前工業的文明范疇,另外兩個中國的文明范疇是:中部以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為主體的文明范疇、東部沿海以后工業與后現代文明景觀呈現的文明范疇。在時段劃分上,我們本著西部文學的內在邏輯線索,參照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但不惟政治標準劃分切割的理念,對西部現代文學進行分期,盡量做到接近歷史的真實與客觀。我們將中國西部新文學大致分為五個時期:1900年至1949年屬于西部現代文學的萌動期;1949年至1979年是西部現代文學的成長期;1979年至1992年是西部現代文學的繁榮期;1992年至2000年是西部文學新的發展期;2000年至2017年是新世紀西部文學的演進期。中國西部現代文學的獨特品格與美學風貌,就是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步形成的。雖然從20世紀初發端時的一支細流到20世紀80年代后巨流的出現,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蓄集過程,爾后又出現了短暫的間歇與新的涌起,但是,“抵進本土”和“呼應主潮”兩條紅線一直交替貫穿在20世紀西部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因此,中國西部現代文學的演進歷程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學審美個性從萌動、形成、發展到成熟的歷程。其次,作為文學史觀照的主體對象的作家作品,我們既要用宏觀的文化視野和人文理性的價值觀去概括其總體特征,同時也要以微觀細致的文學研究的方法去進行工具性的梳理。因為文學的傳統與文學的現實生態、作家的才情與表達,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一樣重要,這里既有文學敘事傳統的基因傳承,又有文學作品產生的現實動力因素,還有民族文化的交融與影響,這幾個方面的變量對文學的影響是實質性的。

  我們用研究的實績回答了一些讀者和研究者的疑問,究竟哪些作家作品才屬于西部文學?我們認為,只要文本的旨意是指向西部這一獨特的文明形態,就都屬于西部文學論域的范疇。它既包括西部多民族的神話傳說、口傳史詩、民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創作和發展,也包括歷朝歷代的文人創作。就文人創作而言,從創作者的身份來看,主要包括三大類型:第一類是土著作家,即生活在西部的各民族作家的創作;第二類是流寓作家,因為除西藏以外的西部,一直是將士戍邊(包括后來的軍墾)、墾荒移民(包括后來的支邊者、知識青年等)、罪犯流放、官員貶謫的主要地區,所以,就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流寓作家群;第三類是客居作家,他們到西部旅游、探險、工作或作短暫停留創作了一批有關西部的作品。由于這些作家各自的知識結構、文化背景、人生體驗、價值取向存在著差異,所以,呈現在他們筆下的中國西部鏡像也有所不同。但與中部及東部作家們的創作相比,這類作品卻又有著明顯的中國西部所獨有的審美底色。西部本土作家的崛起為西部現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流寓及客居作家的創作則為西部文學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審美視角,他們共同為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文學史還用一章的篇幅,對“西部口傳文學的現代傳播”作了書寫,將《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三大英雄史詩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視閾,對于這一點,朱曉進教授指出:“這一論題的意義不能小看”,因為“它們積淀了西部的文化精神傳統”。至今仍在說唱、發展的以英雄史詩、民歌等為主的西部口傳文學是“活形態”的藝術,它在20世紀以降的傳播歷程,如每一次的“當下”說唱、新的創作和搜集整理、出版等傳播,都屬于西部現代文學的范疇。這一西部文學瑰寶的呈現,為西部文學奇詭多彩的美學風格形成做了很好的注解。

  在研究中,我們著重強調的是這部文學史內在的審美邏輯線索和文化精神線索的貫穿。因此,確立了西部文學“三畫”(風俗畫、風景畫、風情畫)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來剖析文本。惟此,我們才能獲得對西部文學最準確的文學本質的美學把握。

  在這部文學史出版的十幾年中,有媒體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是中國第一部西部文學史,它填補了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空白——全面系統地勾畫了20世紀西部文學發展的脈絡和演進過程……而我們始終認為,這部文學史之所以會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緣于對西部文學價值的重新發現。正如初版“序言”結尾寫的那樣,“2004年版《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所關注的是西部文學的進行時,因此,遺漏和局限也會隨著時光流逝畢現,但我們追蹤的目光不會停止”。所以說,時過10多年的再一次大規模修訂和補充,就是我們不斷追蹤、思考的結果,也是對這一承諾的兌現。本次修訂的一個重點是將西部文學史的書寫時段由初版“文學史”的截止時間2003年拓展至2017年,增加了兩章15節內容。但同時,對原文學史四個章節給予了大幅度修改、刪減,還對通篇內容進行了修訂,一些篇章做了適當的補充。初版文學史51.4萬多字,修訂版60.5萬多字,增加新的內容約16萬字,刪掉的內容有七八萬字,修改篇幅達到五六萬字,整部著作的增刪幅度近30萬字。修訂版“文學史”更名為《中國西部新文學史》。正如研究者說的,10多年前,這一部文學史的寫作價值遠遠超越了時代的意義,而今,源自文化自覺的“重新寫作”依然如此。

  10余年來,西部文學涌現了大量新生代作家。此次重新修訂的內容之一就是補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現的新晉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創新與變化,以及推動西部文學發展的現代文學制度如文學期刊、社群、文學活動對西部文學的影響等。在原文學史1949-1979年期間增加了“西部想象與別具一格的文學書寫”一節。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進入西部文學史書寫視閾,是因為他們具有很重要的文學史意義。中國西部成為這三位作家的書寫對象和“西部想象”,他們在這一時期的寫作風格,為1949年以后30年間的中國文學書寫和文學史書寫所獨見。重新修訂的另一個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學本身蘊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為美學精神的內化——西部風骨,已經成為西部文學、西部文化對于中國文學和文化最大的饋贈和貢獻。尤其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學熱”到新世紀的今天,中國文學一直存在一個顯性與潛藏著的“精神上的西進”,向西部尋找精神資源和動力,尋找生命的力和美,尋找詩性浪漫主義和夢想。因為西部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是一個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詩成長和流傳的高地,是這個文化消費時代的“存”與“真”。西部蘊藏著最豐富的文學內容,是文學的富礦。從文明史的視角看,西部文學具有“活化石”的意義。長期以來,這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沒有外在文明的參照,創作視野也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一現狀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國文學的地域空間造就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呼喚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夠用自己的文學智慧和恒定的價值理念創作出無愧于一個大時代的鴻篇巨制,不要忽略腳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描寫的重要元素——那個能夠創造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富礦——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態和尚未被完全破壞的文化形態所給予的審美觀照。

  最后還需說明的是,我們深知西部文學研究尚有許多盲區,亟待文學研究者去關注、去開墾,尤其是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文學作品,囿于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其展開大規模的翻譯和研究,只是關注了翻譯成漢語的部分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在此,我們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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