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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珈:如何做一名自由譯者?
來源:澎湃新聞 | 時間:2019年04月09日

  記者王芊霓 實習生張藝懷 張晨陽

  2018年7月,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魚翅與花椒》一經出版即引發廣泛關注。英國作家扶霞筆下的四川風味活色生香,飲食制作過程妙趣橫生,該書不僅深描了美食的美妙滋味、制作細節,還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提供了多元有趣的解釋。

  曾有不少人誤認為《魚翅與花椒》是外國人用中文寫成的作品,這也從側面體現了本書譯者的“隱身”及其翻譯水平之優異。此書翻譯也獲得了《風味人間》導演陳曉卿、知名媒體人許知遠等的廣泛贊譽。

  何雨珈亦憑借此書獲得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文學翻譯的提名,獎項提名認為“她的選書和譯作,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樣本,展示出一種清晰的自我判斷與取舍的脈絡,把她個人對生活的高度熱情與更普遍的社會關懷結合起來。在每一次翻譯的背后,何雨珈都嘗試與作者建立強烈的共情,并且將其自然轉化為對文字的感受力,以便將這種好奇與溫度傳遞給下一位讀者。”

  何雨珈從專職從事翻譯伊始,四年間翻譯了600多萬字,其中包括了《再會,老北京》、《東北游記》、《魚翅與花椒》等非虛構類作品,也有《紙牌屋》、《伯納黛特,你要去哪》等虛構小說。

  何雨珈的職業翻譯道路也曾面臨困境:家人對“自由譯者”職業的不解,收入來源的不穩定等。在成為自由譯者之前,她是成都某知名高中的英語老師,這是眾人眼中穩定和體面的職業。好在,她終于憑借自己的堅定和努力,走出了一條自己滿意,也受到業界認可的自由譯者之路。近日,她的翻譯新作《看不見的美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借此機會,澎湃新聞專訪了何雨珈。

  【對話】

  “美國的非虛構寫作雖有套路,但確實精品頻出”

  澎湃新聞:你近日出版的非虛構翻譯作品《看不見的美國》是一本什么樣的書?

  何雨珈:這本書以細膩生動的女性視角,描繪啦啦隊員、女卡車司機等一些人群,寫出了很多不為人所知的幽微。里面寫到的任何人,其實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平時不為我們所關注的普通人。她去感受地下一百五十多米煤礦工人們的恐懼與喜樂;去了解北極圈以北油井工人們的過去與現在;她和采藍莓的農人同行;和養肉牛的牛仔攀談……她深入到各種各樣我們平時根本視而不見的行業,去探詢和了解,并檢討這個冷漠的社會,就像她在前言中說的,我們的冷漠,說明我們是什么樣的人呢?答案也許會讓所有人赧然。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你翻譯了很多非虛構作品,從《東北游記》到《再會,老北京》,再到現在的《魚翅與花椒》和《看不見的美國》,有些人評論這種外國人寫中國的非虛構作品,里面的寫法過于討巧充滿套路,對此你的看法是?

  何雨珈: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作品來看,《再會,老北京》是作者邁克爾·麥爾當時和女朋友談戀愛,他們發現北京是一個特別令人感到憂傷的城市。大概半個月前和女朋友去過的街道,半個月之后就變了一個樣子,特別是申奧成功后,大規模的拆遷更多了。當時他希望能夠有一本書,講述那里都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些人都去哪里了,但他沒有找到,所以就干脆自己寫了一本。《東北游記》是他的孩子出生了,那么美國是爸爸的根,東北是媽媽的根,這個孩子應該有兩個文化的根,對吧?所以他想給孩子描繪其中的一個根,于是去東北關注農村生活,從四季到城市的歷史。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是非常真誠和單純的。但是讀者會有這樣的意見,可能就是因為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包括他們所記錄的中國文化,和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我翻譯他們的書,肯定對其中有些看法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的工作是要把它的原意傳遞出來。

  其實坦白講,你看他們(尤其是那群經歷相似的和平隊出來的人)的非虛構作品看多了以后,會發現他們都是一條精品流水線出來的,寫法都很類似,有觀察者和融入者兩個視角,抽離出來的觀察和深入其中地方歷史進行研究。讀多了以后,你大概就會有“盡管這個地方我沒去過,但我知道大概接下來作者會寫什么”的感覺。但是我仍然很喜歡這條流水線,因為出來的都是精品,每一本都好看。

  翻譯就算是背叛,也應一步三回頭,盡力傳達原文意蘊

  澎湃新聞:你已經在翻譯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你現在對“翻譯”有什么比較具體的體悟嗎?

  何雨珈:翻譯到現在,我會覺得翻譯是一步三回頭的背叛。有一句話是“翻譯即背叛”,翻譯是很遺憾的,因為無法傳達出源語言表達所有的東西,這很像背叛,盡管這個語氣似乎有點重。我的感受是,自己在兩種語言間穿梭,無可否認的是翻譯必然無法準確體現源語言的感覺,但你必須回望它,不能舍棄它,站在作者書寫語言的這邊,即使作為翻譯者你要背叛它。因而我現在越來越覺得翻譯難,翻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而且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澎湃新聞:文學翻譯常常提到的標準就是“信達雅”。你的翻譯理念是什么呢?你有比較推崇的翻譯家嗎?以及你所厭惡的翻譯是什么?

  何雨珈:在翻譯理論方面,我實在算不上專家,沒有什么發言權。但對于翻譯,我有自己的標準。首先就是,讀不出翻譯的痕跡,不應該有別扭的(翻譯腔)感覺。第二個,站在理解原文的角度上來看,我覺得翻譯應該傳達原文的感覺。如果英語原文感覺是通俗易懂的活潑的,那翻譯就應該活潑的通俗易懂的;如果原文是晦澀的,你的翻譯也應該是詰屈聱牙的。

  在翻譯中,我有很不喜歡的一些處理方式,例如硬將外國人名翻譯成中國式的人名,因為外國人名是有自身一套體系的,不能用中國人名的體系去套。除此之外,我也不太喜歡追求過于有“文化”的翻譯方法,比如把西方詩歌翻譯成中國的古體詩。這拿我自己舉例子,我以前翻譯過一本惠特曼的散文集,我那個時候就是腦子抽了,硬把里面的詩歌翻成古體詩,盡管也有人會喜歡,但是我現在看了會覺得很尷尬,幸好銷量不大。英語有自己的韻律,中文也有,為什么非要硬生生去套?

  英語喜歡押頭韻,中文喜歡押尾韻,如果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當然很不錯,但是像前段時間流行的,古風翻譯英文歌詞就極度糟糕,首先和原文不太相符,其次拿中文里的體系硬去弄,比如一首詩,就非常糟。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可以接受的,比如石黑一雄上海譯文出版的系列,書名就都是“莫失莫忘”、“遠山淡影”,我去聽了翻譯老師的講座,我覺得他的翻譯理念是成系統的,可以說服我的,是很有道理的。況且譯者是不定書名的,書的標題翻譯往往需要和編輯的溝通,編輯的權力會更大一些。

  說起我喜歡的譯者,老一輩翻譯家里我很喜歡吳勞,他翻譯了很多經典,比如《老人與海》,是我們學英語的啟蒙讀物。一開始我年紀小,看海明威,就只知道一個淡淡的意思,就是這個老人好堅強,后來老師教授我們相關知識后,我再去看吳勞的譯本,我才感覺,吳勞真的把海明威傳達出來了,包括那種用詞的干凈簡練,以及老人硬漢的整個風格。而且吳勞并不是單純去翻《老人與海》這本書,他是看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理解了海明威的整個人格,所以才能翻譯得這么好。

  還有一位老先生是王佐良,大概初中的時候,我就看他翻譯的培根,我覺得特別精彩,好奇這是誰寫的文章。后來知道他是北外的教授,我就想考北外,不過后來知道他95年就過世了。但是他真的給我的人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不僅僅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經典,英文詩歌翻譯了很多,都很棒,而且他的研究做得也很多,英語文學理論建樹很高,特別是在英國文學方面的造詣很深。如果是比較新的,我很喜歡劉宇昆,不過這是中翻英的;陳以侃我也很喜歡,不過他的主要身份是書評人,之前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后來也出來做自由譯者和撰稿人了。

  澎湃新聞:你翻譯書籍的類型很多樣,對翻譯的書籍,你會用什么標準來選擇?

  何雨珈:一開始,我有什么書就翻什么書,因為我那個時候活不夠。適逢《紙牌屋》的編輯問我要不要翻小說,盡管那時候,我的興趣已經從小說轉移到了非虛構作品,但我立刻說“要翻”,因為我很喜歡同名美劇。后來又翻了邁克爾·麥爾的一些作品,還有《魚翅與花椒》,再后來又翻了小說《伯納黛特,你要去哪》。這本虛構小說一開始是我朋友把原版從紐約帶回來給我的,是很浪漫的故事,很美好的小說,我覺得是這本書找到了我。因而盡管現在我翻譯的非虛構作品比較多,但遇到了自己很中意的小說我也不會拒絕。我一般會先看編輯發給我的樣章,如果我覺得語言特別得合眼緣,而且時間上可以調整開來的話,我就會翻。

  現在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女性主義文本,我也會欣然去翻譯,這是我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在非虛構的寫作者中,邁克爾·麥爾、何偉他們都是男性,但近日出版的《看不見的美國》的作者是女性。這本書的寫作有不一樣的深度,還有更為溫柔細致的視角。它寫了13個人群,以細膩生動的女性視角,描繪啦啦隊員、女卡車司機等一些人群,寫出了很多不為人所知的幽微。

  我很重視非虛構作品的翻譯,除了有自己的喜好之外,還覺得非虛構作品會為一些人發聲。比如有人提問說,關于死亡的文學作品,市面上流通的,包括我自己翻譯的《當呼吸化為空氣》、《最后的告別》,有非常強的中產色彩。我一方面覺得這是話語權的問題,沒有辦法;但另一方面,也期待非虛構作家能為我們描繪其他階層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對書有一些標準,比如這本書一定要是有營養的。剛開始的時候我翻過一些,比如《希拉里的領導力秘訣》,盡管這本書我在翻譯中也積累了經驗,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確實是覺得它的營養欠佳,里面有一些拼湊的東西。其次,語言一定要好。當然我也有遇到過,看樣章覺得很有眼緣,語言特別好。但后面全部都是重復,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寫什么,這種我真的很痛苦,但自己挖的坑,跪著也要走完。至于其他方面,我對具體的領域和內容沒有特別的挑剔。

  澎湃新聞:你翻譯的書籍類型中非虛構的作品居多。請問在翻譯這些非虛構的過程中存在些什么困難嗎?又是如何克服的?

  何雨珈:我之前翻譯過《魚翅與花椒》,這完全在我的翻譯“舒適區”內,她描寫的內容完全是我熟悉的,而且我和作者溝通也特別多,她有微信,也懂中文,有時候她會用中文和我解釋,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幾乎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如果有的話就是特別容易餓吧,然后長胖(笑)。但是《看不見的美國》里面涉及了很多美國文化的東西,作為美國人寫給美國人看的作品,很可能身處文化之中的人才能明了其中況味。比如其中講到了美國三條移民的線路,作者將其描摹比擬成河流。起初我以為作者寫的真的就是三條河流,但一直查不到是哪條河流,后來我查了美國移民的相關文獻,并查到了作者的email,然后發郵件向她請教確認,才最終將此問題確定了下來。這也是我喜歡非虛構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們的作者都活著,而且很好聯系。

  除此之外,《魚翅與花椒》寫的是中國的事情,我可以和作者商量如何將它翻譯得更適合中國人閱讀,在英文原文中,解釋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名物,例如蒼蠅館子等,這些我們在中文版中就不必解釋,可以翻譯得更為本土。換而言之,這本書的翻譯可以做一些比較自由的規劃。然而《看不見的美國》一定會帶上美國文化和語言的感覺,這種情況下無法規劃翻譯,在翻譯時,我肯定想盡量保持“美國味道”,但又不讓中文讀者看著太晦澀,不順暢,所以我一直字斟句酌,在翻譯中不斷考究語言。其實《看不見的美國》是在《魚翅與花椒》之前翻的,那個時候不太成熟,當然現在也沒有很成熟,所以在翻譯完《魚翅與花椒》之后,我又從頭到尾捋了一遍,并改了曾經不成熟的翻譯,但有些不成熟的痕跡我沒有改。這些處理改動,肯定有些讀者會很喜歡,有的不喜歡。我很希望聽到讀者的想法。

  但這些困難,包括翻譯《看不見的美國》時遇到的障礙,對我而言都不是困難,而是樂趣。例如,本來我不清楚“三條河”,然后當我把它查出來的一瞬間的過程是很開心的,查出來的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

  一場車禍成為自由譯者的契機

  澎湃新聞:本科學英語,研究生學新聞你是因何契機開始從事筆譯的?

  何雨珈:我本科畢業遇到車禍,躺在床上開始翻譯書(我認為那時候筆譯生涯就算開始了,那時候翻的是一些女性主義小說),之后我去港大讀書,遇到了邁克爾·麥爾,他是我們的老師,我很喜歡他,于是港大畢業后翻譯了他的《再會,老北京》,這是我筆譯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我開始從女性小說轉向非虛構作品。和邁克爾一起在北京宣傳《老北京》,恰好《紙牌屋》的編輯也參加了一場發布會,他找到我,希望我翻譯《紙牌屋》。這本書雖然我翻譯得不算很出色,但這算是第一本暢銷書,讓出版業更多人知道了我。

  盡管最終沒有從事新聞行業,但我仍認為,我在新聞專業的學習,有諸多重要的收獲。第一個收獲,雖然聽起來冠冕堂皇,但確實如此,就是新聞使我更多關注紀實類作品,非虛構類的文字。在新聞專業讀書時,我很喜歡非虛構的特稿寫作,還喜歡描繪城市的書籍,例如喬治奧威爾筆下的緬甸,奧爾罕?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以及何偉的《江城》。我很早就開始閱讀何偉的書了,不僅關乎其內容,而且還和他特殊的文字筆觸有關。在我讀書時,我們會把他的作品作為重點材料加以閱讀。第二個收獲是我發現自己不喜歡新聞,不喜歡那種過于實在的感覺,以及新聞業中“我”和“采訪對象”的“工作關系”。

  澎湃新聞:港大畢業以后你做過一段時間老師,那又是什么契機讓你下定決心做一名自由譯者?

  何雨珈:一開始我回四川后,我爸媽覺得做自由譯者特別不靠譜,就一定要讓我找一份五險一金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成都某高中當老師了。我非常喜歡上課。我全心全意地和學生們分享關于英語的知識,學習語言的方式,他們也給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會試著去告訴他們,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打開一個新世界的途徑,讓自己可以用新的方式欣賞、看待這個世界。但除了上課以外,可能因為我比較自由散漫,體制內的其他方面就不太適應,所以就和家里人磨,最后還是辭職了,開始了我自由自在的譯者生活。不過直到近一段時間,父母看到了外部的贊揚,才覺得自由譯者是一個ok的職業。

  澎湃新聞:自由譯者的生活會孤獨嗎?會不會和你想象的生活有所不同?會不會有缺少社會關系的問題?

  何雨珈:此前我從未想象過自由譯者的生活,我是因為車禍才開始做翻譯的。有些自由譯者老師很沉穩內斂,但我很喜歡在人群中插科打諢,而當我讀到好文字的時候,我會特別激動,打電話發微信語音給朋友分享。在我翻譯《魚翅與花椒》的時候,我在家特別安靜,全身心沉浸于其中,我先生在旁邊看書陪著我,有時候我會對他說:“這里寫得好棒啊!”“這里翻譯得真棒!”所以可以說,翻譯工作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可以躲在作家背后,身處非常安靜的角落,工作時我覺得特別充實,不會有孤獨寂寞的感覺。躲在作家背后的安靜角落和我熱愛表達,這并不矛盾,我很喜歡這兩個可以自我調節的我。此外,因為我比較開朗,我會為自己喜歡的書吆喝,出來拋頭露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它們。

  不過我日常的狀態是一個人在家中待一整天,這種生活的比例更高一些,而且我也更愿意待在家里一整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自由職業者這個群體。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需要有意思的朋友,剛剛你說到的“缺少社會關系”的問題我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個趣味相投的朋友圈,這個圈子其實特別小。但是如果你讓我在職場,可能第二天我就受不了了。如果讓我在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整天,和待在家里翻譯一整天,這兩個中做選擇,我會覺得出去和朋友玩更累,我更享受自己在家里翻譯書。但我也有自己的表達欲望,可以和一拍即合的朋友分享。我現在想說,這是我主動選擇的生活,把社會不好的一面屏蔽了,能夠擁有這個權利是特別幸福的。

  澎湃新聞:有些讀者對翻譯的要求十分嚴格,他們中也有一些人對你的翻譯提出嚴苛的批評,對此你的看法是?比如對《伯納黛特,你要去哪》,有些讀者認為翻譯中出現了過多的網絡用語。我也查閱了一些對這本書的評價,有一些人會覺得活潑過頭了,有些人會覺得很可愛。

  何雨珈:但是這個小說英語原文里面,就有很多的網絡語言,比如很多縮寫。比如LOL我能翻譯成“大笑捶地”嗎?有些地方說“cute”,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說出來的,肯定要說“很萌”啊。根據語境經常需要網絡用語來翻譯。甚至有些人認為我的翻譯太跳脫了,語氣詞太多,可是實際上我當時讀到的感覺就是很活躍的,而且我認為翻譯應該把自己讀文本時候的感覺傳遞給讀者,所以我這么處理。盡管我每次都盡力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讀者,但對于翻譯,我永遠都會覺得有遺憾。雖然我一直強調譯者應當隱身,但同一譯者,讀同一本書,在不同的階段,感覺還是會特別不一樣。比如翻譯選詞,在翻譯的那個時間段,你所有的選詞都是在你所熟知的詞匯里面抓取。但是如果你交稿之后,你又讀了其他的書,或者又有了新的感受,就像我經常在家里突然意識到了某個地方翻譯錯了,或者是某個地方理解錯了,在自我更新的過程中,我可能對某個原文的理解更為精準了。

  讀者的愛好眾口難調,但我一直堅持兩條標準。首先,我希望盡量傳達我讀這本書的感覺,至于讀者是否喜歡我讀到的感覺,我有時管不了那么多;其次是我希望自己翻譯出來的作品有中文的表達方式,更容易被中文讀者所接受。翻譯過程中肯定無法逐字翻譯,因為中英文在語序用法方面畢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更希望自己的譯文讀起來流暢生動,這是我理解的信達雅中的信。

  說起評價,讓我最開心的評價是,有讀者說“一開始我以為是用中文寫的”,或者有些人不太注意譯者,他會直接說“作者寫得真好”。早先有人評價《紙牌屋》說像機器翻出的,那一刻真的好難過。還有《伯納黛特,你要去哪》的評價里,有人說“看到何雨珈的名字就知道我不會喜歡”。如果是三四年前,我肯定會很難過,但現在我已經會轉念一想,既然我已經成為別人非常討厭的譯者,那說明我還是積累了一定的作品的嘛,能讓他非常討厭。

  現在我更害怕在意的是,被讀者揪出硬傷,比如沒有任何解釋余地的錯誤,比如別人寫240萬,你翻譯成24萬。因而對于那種特別認真讀了文本來討論的,我只要看到,都會很認真地接受、回應,從而促進自己,避免下次類似的錯誤。

  澎湃新聞:你能不能給其他的自由譯者一些建議,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個人分享?

  何雨珈:我沒有什么特別的建議,我接觸的自由譯者都是很熱愛翻譯的。如果一定要給的話,首先就是保護好自己的權益,有問題直接和編輯交涉,不要受欺負。如果還沒有爭取的資本的話,那就先默默地翻。其次就是要做自己開心的職業,如果你覺得自由譯者不開心,對物質生活有要求的話,那么可以考慮換一個職業。最后就是一定要自律,要有固定規定的時間。我一般上午從五點半開始翻譯工作,保證四五個小時的翻譯時間。下午的話,如果有朋友約我,我會出門活動。在保證上午翻譯時間的情況下,下午和晚上我會靈活一些,如果一天都在家里的話,那我就會不停地翻譯。

  對我而言,做一名自由譯者,并不是在所謂的“堅持”做某個工作,因為喜歡的東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堅持。而且我的經濟壓力一直不太大,我對物質也沒有太高的要求。此外,我和編輯的關系也很好,我會把他們當成朋友,平時交流很多,比如互相推薦書。在需要譯者的時候,他們也會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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