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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兩個“社區”與朝向自由的列車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4月10日

文/吳天舟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興,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已出版小說集《空響炮》《街道江湖》。2018年獲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 王占黑筆下的“社區”,一個是星布著幽默和游樂、義理和溫情的世界,是“街道英雄”們耀武揚威的地盤;另一個則是房子車子鈔票主宰的“社區”,頹敗的味道氤氳開去,經濟的邏輯讓英雄虎落平陽,成了一摞沒有用處的反英雄。王占黑的故事,就在這兩個對極的“社區”的相克葛藤間散射出每一篇獨自的灰度。

王占黑寫“社區”,似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然而,“社區”又是什么呢?是一個有著具體的地理方位、切實的生活成員的實際空間嗎?不,它首先是一個語言化的構造。進一步說,這一構造又可大致分出兩個彼此對立的層面。換言之,所謂的“社區”,其實不妨視作兩個互斥的“社區像”飽含張力的動態復合:其中一個是充滿生氣的“社區”,是有著家族和工廠這一雙重共同體的羈絆,星布著幽默和游樂、義理和溫情的世界,換言之,是“街道英雄”們耀武揚威的地盤;另外一個,則是房子車子鈔票主宰的“社區”,頹敗的味道氤氳開去,經濟的邏輯讓英雄虎落平陽,成了一摞沒有用處的反英雄。說到底,英雄與反英雄,無非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王占黑的故事,就在這兩個對極的“社區”的相克葛藤間散射出每一篇獨自的灰度。然而,如同歷史進程所印證的,后一個“社區”投下的陰翳日趨濃重,第一個“社區”的英雄們到底不得不陸續謝幕了。在已出版的兩部小說集中,王占黑記下了他們往昔的吉光片羽。她有時化作孩童,有時則是個謙遜的講故事的人,這樣的書寫姿勢是抒情性的,當然也是主觀的、人工的,可對于王占黑本人來說卻又是重要的。因為這是她的原點,而沒有原點,也就不會有今后的旅途。

其實,孩童也好,說書人也罷,這樣的書寫姿勢本身便足已說明王占黑和她筆下人物的差異。她既不是第二個“社區”里埋汰日子不況的阿姨媽媽,也不是第一個“社區”中她所親昵的叔叔伯伯,她懂得后者那些不易察覺的點滴靈光,卻不會也無法回避前者強悍的現實基礎,她被“社區”的鮮活經驗灌滿,卻終非那廂真正的住民。我以為,在理解滲透在第二個“社區”中的資本邏輯對于生活無孔不入的支配前提下,如何在當前從腳邊去實現朝向第一個消失著的“社區”中英雄精神的復權,是王占黑小說的志向所在。而一旦懷揣這樣的志向,無論多么貼著人物寫,無論多么熟稔地調用吳語方言,均讓我無法將王占黑劃入那類詠嘆命運無常、物哀人生幾何的世情小說譜系,在小市民外衣的包裹下,內里難掩的是她善良、謙和、開放卻又純正的知識人本色。而這也終要將王占黑引出“社區”的大門,畢竟,第二個“社區像”,無法單純視作“社區”本身的問題,在“街道英雄”看守的大門外,資本的力量早已赫然橫行無礙了。

于是,有了《小花旦的故事》。這個中篇是王占黑目前分量最重的作品,確實可謂其創作承上啟下的標志。主人公阮巧星擁有數個不同的稱號,而每一種稱號又代表著他的一重身份、一個時空坐標、一種主體在世界安頓自我的方式。因此,從“阿星/小花旦”到“阿巧/巧巧美神仙”的蟬蛻,不僅在空間上呼應了其從“社區”到上海再到南方的神龍擺尾,在時間上也輻射出第二個“社區”吞噬第一個“社區”的歷史境遷。由于特殊性向的另類體驗,阮巧星早早勘破第一個“社區”的共同體并無法真正共容于“同”,難以消弭的排他性使其毫不留戀地與之揮別。然而,不同于一些以少數群體為題材的作品,王占黑并未在阮巧星的性取向上做太多纏繞,相反,她清醒地看到,將阮巧星從“社區”中擠出的排他性也阻礙著其在新天新地扎下根來。鈔票面前人人平等,兄弟姊妹因此翻臉,同性圈子亦難免俗。因此,如果不超克淘汰“街道英雄”的資本邏輯,對于人性徹底的解放仍無從談起。阮巧星不屬于“社區”,在“社區”以外的世界也難覓得歸宿,但恰是這份無憑依性,在否定的意義上,他反倒指引著通達自由的方向。

不過,真正要負荷踐行自由之任的卻并非小花旦,而是小說的另一個主角“我”。王占黑筆下通常充當觀察員的“我”,在這則作品里第一次占據了與“街道英雄”平起平坐的重要位置,而附載上少女的成長故事,也確實讓小說的氣象煥然一新。與小花旦游蕩人間的軌跡重合的,是“我”對于世界認知的擴大。發型改變,性別意識覺醒,“社區”里的細姑娘飛入大學,又滾進社會,現代都市的新鮮與新的困苦與“社區”一樣,融為“我”無可替代的血肉。而與此同時,“我”和小花旦的關系也相應重構了,他不再是那個承載著“社區”的職責,替父母照顧“我”的長輩,而是成為“我”的對話者,成為一起探訪城市肌理的友人,成為了他自身。不過,若想實現此番轉換自然不會容易,是以,“我”仿佛總在被小花旦牽著鼻子走,而每當小花旦將“我”帶入他的圈子,又總會給我的直覺以眩暈般的沖擊。定海橋昏暗屋子的恐懼、人民公園火苗般舞蹈的恍惚,不僅是這群都市候鳥們生存處境的外化,也同時是更新被“社區”所形塑的“我”的感性必然途經的曲折。幾次三番,終于,在“我”的身上,小花旦的“眼睛”留下了。

但僅是這樣還不夠。“我”的成長,依然有待一場更為沉痛的試煉,那是父親的病與死。父親或承擔父親功能角色的逝去,本是成長小說里常見的元素,王占黑自己也非初次觸碰。只是此回再寫,病與死卻撐出了以往未曾抵達的寬廣格局。首先,是“海寶”的發現。在父親的病房里,“我”終于頓悟了小花旦多年來的孤獨經營。在這個時點,這個被死神時刻威脅著的空間,床上的父親與相片中的“海寶”被交疊到了一起。這是“社區”的凋落與“社區”外時間暴力的匯合,情感的洪流擊穿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墻壘,“社區”的故事,也同時屬于都市,屬于現代性籠罩下的每一個個體;其次是死亡的意義。通常,死亡大多意味著同過去的斷絕,可在這里,死亡卻同時是一次升華,父親的肉身化為記憶,走入夢境,不再可觸可感,卻依舊堅韌地和“我”共在。王占黑沒有切斷她同第一個“社區”情感上的牽連,她只是明白,對于其精神的承繼不應以加固既存實體的方式被展開,它無法借殼上市,而必須去要求一項對于自由的全新發明;然而,她的理想又同時是拒絕高懸的。父親過世后,“我”和小花旦的距離卻吊詭地不遠反近,先前一邊倒向小花旦的天平終于第一次接近對等。“我”開始懂得他那些閃爍其辭的秘密,并逐漸將“社區”和都市、過去和當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故事全盤吸納為自己的語言。屬于“我”的,朝向自由的列車開動了。

是以,小說的結尾讀來才會顯得如此壯闊磅礴,對于王占黑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生長于“社區”的少女,開始準備領受“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一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精神使命了。她搭上作為現代性象征物的列車,收入眼底的卻是滿滿的往事舊物,她會滿身疲憊,卻絕不喪氣頹唐,因為來自無窮遠方的無數人們會給予她力量。何況,在遠方等待著的,還有那個曾經的“信使”,那顆熟悉卻又是簇新的“游泳頭”——無數次和父親一起打理,這回卻只有一人份的“游泳頭”。當然,遠行終有歸來時,恭候回返日常的王占黑的到底還是雞零狗碎的生活。和“社區”的小天地相比,這個資本統攝的世界更錯雜更繚亂,而繼續整理自身的“社區”經驗也還尚須一番咀嚼輾轉。王占黑不是急若星火的書寫者,她動情的筆致下暗含著理性的頭腦,宛如流水搬運沙石一般,她小小的文學世界正默默地變異著。其實,她是不需要額外的議論、解釋或催促的,她所需要的,只有平和的環境以及時間自然的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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