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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亮程《捎話》:在虛構中求生命之真
來源:文學報 | 時間:2019年04月11日

  文/張存學

  “從門縫里看塔是扁的。”長篇小說《捎話》如此開頭。“看”的主語是一頭叫“謝”的毛驢。這頭毛驢也是小說的主要角色之一。“謝”不但看塔是扁的,看人也是扁的,看香爐是扁的,甚至看冒起的煙也是扁的。這樣的開頭有些突兀,但讀下去后就能感覺到這部長篇小說是另外一種小說,它不是人們習慣期待的小說。可以說,《捎話》中呈現的內容面向了過去也面向了未來。在這里,面向過去面向未來意味著從已經毀敗的價值結構中掙脫而出,走向另一種可能,而且它呈現的敘述也已經超出了小說這門藝術既定的限度。

  01

  如何理解語言是把握這部長篇小說的關鍵。人的歷史是被語言造就的歷史,也就是說,人在語言中被造就。如果以人為主體,而且不斷強化這種主體性,那么,人在主導語言并造就歷史,語言在此境況中往往是以工具性特性呈現的。語言被主體的人主宰,語言臣服于人的意志而被任意驅使。這種境況是被人們共同認可的事實,語言作為工具性的被驅使者在人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恰恰理所當然的這種事實卻早已成了問題。這還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同時是人的問題,是人的歷史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人的本質性問題。

  小說中的毗沙國與黑勒國原本是和睦相處的兩個國家,因為黑勒國改變宗教信仰而兩國互為仇敵,戰爭因此不斷。小說中這兩個國家是虛構的國家,但是基于真實的歷史事實的,更基于人類真實的歷史事實的。改變宗教信仰就是意味著改變生命發展的方向,同時也改變生活的習俗和一切社會關系。價值認定就要強調它的唯一正確性和唯一合法性,強調它的規則,強調它的至高無上性,強調它的排他性。至此,信仰從人生命出發而與神構建的關系變成了價值與價值的關系。價值體系上升并替換掉原本信仰格局使信仰變得復雜起來。價值,既是意識層面上的,也是物質層面上的。

  02

  在價值認定中,語言被工具化。那么,語言與價值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呢?

  前面說過,人在語言中被造就。在這個層面上說,語言是讓予者,人聽從于語言的召喚而讓物顯現,并給物命名。語言因為存在而顯現,存在促使語言將其顯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不僅僅是說出的話,語言也是聲音,是一種造型,一種輪廓,一種跡象。人切近于這種語言并聆聽,在此聆聽中被召喚,被照亮。人領受存在之語言將此語言顯現出來。人在這種領受中確立自身。人在語言中被造就。在這樣被造就的過程中,人的生命鮮活、澄明,并在人神天地四重奏中始終持守自己的存在。在這種存在中,語言始終是明澈的,是溫暖的,是本位的。

  而當人為主體性的人,而且不斷強化這種主體性時,原本的語言——被讓予的語言便破碎了,當語言或者說是語詞破碎了,它要顯現的物便不存在了,消失了,這之后,語言成為人的工具,語言原初的力量消失了。那么,人成為主體性的人必然有其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人在存在與存在者之間運動時,存在被遺忘,人轉換而立身于存在者之中。也就是說,物的原初的狀態被物理化了,物理凌駕于物之上,而物背身而去,人立身于物理之中。物理化對西方而言就是形而上學化的歷史,這種歷史成為人類物理化最顯著的例子,也能說明人類離開人的源頭奔向價值道路的特征。將物的各種屬性提取出來歸納為物的性質,反過來將這歸納出來的物的性質當作物的本質,似乎物就是如此而已。在以人為主體的前提下,歸納物的屬性是為了功用,功用對人而言就是價值,這種價值不僅僅是經濟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更多的是意識層面上的,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如此,價值化也就對應著人的主體化,人的主體強化后,必然要求物體現為價值化。在這樣的過程中,語言的位置被顛倒過來,人聆聽語言,人是語言的通過者變成了人是語言的主宰者,在人的主體性被強化后,語言成為功用性的,成為價值性的,語言失去了它本就有的道說能力,或者,語言的道說被遮蔽了,至此,人在大地上盲目地奔走,并在價值愈來愈成為人的目標時,語言也就愈來愈被價值化。

  價值就是立場,就是觀點。有立場,有觀點,就有分歧,就有爭斗。當雙方基于價值和觀點都認為站在光明一邊時,就是光明與光明爭斗,而這種光明實際上已經淪為黑暗了。這種爭斗具體就體現在語言上,語言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最為必要的武器。那么,表面是語言的爭斗,實際是價值的爭斗。

  03

  說到西方的價值化過程,不得不說整個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打開的形而上學史。自亞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學本質就是形而上學。那么,在更廣泛的層面上說,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文化發展也存在著價值化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這種價值化融入發自西方的全球化而顯現為更加強烈的價值傾向。因此,如果思考人的境況不從價值層面上入手就無法真正思考人的狀態。

  讀《捎話》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是劉亮程在創作過程中與以價值主導的人的歷史拉開了距離,小說將人和其他生靈還原為原有面貌,在這種面貌中,人和其他生靈又被放置在價值性語言爭斗的旋渦中,在這種爭斗中極其慘烈地被毀,被遺忘,被虛無化。小說將人與其他生靈放在如此慘烈的場域中顯現了極大的張力,人的過去與未來都在這極大的張力下顯現出它們的幽深與悠長。讀完《捎話》后筆者長久沉思,一方面是思考小說內在的力量,另一方面思考劉亮程。從思考劉亮程這個角度說,很難想象他是怎么達到思想澄明的。思想澄明意味著在這個時代真正進入到了人本質的問題中。經過長期的訓練,中國人在思維時強調的是價值,認知的出發點是價值,價值化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腦子里了。在這種境況中,一個遠在邊疆省份的作家劉亮程卻自覺地與這種思維拉開了距離,而且,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敏銳來獨立地拉開距離的。至此,劉亮程成為一個謎。與此同時,一些同時代的言說者們,包括作家詩人評論家們大都還沉浸于價值限定的言說中,在一輛慣性的通行車上,他們還在迷戀于價值給予他們的目標并對此津津樂道。而此時的劉亮程卻看到了此種境況的危險。危險早已逼近,危險的背后是人的個體失落,是人的本質性的迷茫。

  在大多數人還懵圈時,劉亮程已經走得很遠了。像他這樣的思考者寥寥無幾,問題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回答上面的問題是有難度的,也許回到《捎話》這部長篇中才能清楚劉亮程思想的根基。

  04

  嚴格地說,《捎話》不只是一部呈現思想的書,藝術與思想在其中共生。

  在《捎話》中,風是有形狀和有顏色的,聲音也是如此,驢的聲音在天空中能形成一個塔,它們的聲音甚至騎在人的聲音上面。同時,從驢的角度看,人是驢的奴隸。而關于死亡,小說展現更多的是死亡后的活力,死亡是一種開始,是對生的映照。小說的敘述整篇都是如此,從小說一開始便顯現出不一樣的特質。小說敘述步步為營,步步奇特,在奇峻處還有奇峻,在瑰麗處還有瑰麗。可以看出,僅僅從敘述語言看,劉亮程就力圖營造一種別樣的天地,他力求敘述不要落入漢語陳舊的套路中去,也就是說,他力求擺脫被不斷價值化的漢語,撬動起漢語的活力,使漢語能夠在他的藝術造型中重新鮮活起來,以此他超越了現行漢語習慣性的限度,在藝術上顯出了強盛的創造力。

  與此同時,能夠看出,他的敘述動力來自他對物的感知。可以想象,在廣袤的原野上,劉亮程傾聽風,傾聽大地的轟鳴。大地的轟鳴震響他,喚醒他對萬物的通感,并通過這種通感將自己置入到大地的渾沌之中去,在這樣的過程中,他領受真正的語言——大地的語言,物的語言,澄明的語言。在他如此的感知中,他作為詩人將大地存在的語言通過造型顯現出來并給大地之物造型和命名。他顯現出來的就是這部小說中的風的聲音,驢的聲音,鬼魂和萬物的聲音。他是萬物的中介者,通過者,與此同時,他在藝術造型的涌動中沉入思考,思考和藝術造型的詩同時在他身上涌動。在涌動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人的歷史中語言交錯、矛盾和相互傾軋的現象,他被逼到了屹立了千年的價值語言這個龐然大物面前。我們可以說它是形而上學,也可以說它是黑暗的語言。面對這樣的龐然大物,作家洞見到它的來歷,洞見到它的限度,從而也就洞見到了人的歷史的限度。洞見,也意味著解構。在曠野之中,獨立而行的作家以深沉之思讓龐然大物露出它破敗的面目,本質的面目。而作為捎話者的驢最后也死去,“捎話”本身沒有終結,它指向了未來,它超越了意義和價值的限定。

  如此來思考這部作品和劉亮程還不夠。這部長篇小說的內部結構是完整的,但它的內容是發散性的,每一步的敘述背后都有幽深的背景,而幽深背后還是幽深,是存在的幽深,它們超越了意義和價值,指向了人的源頭,指向了人的未來,也指向了人的本質。人被價值的語言長久塑造后,人的本質被改變,被遺忘,人被懸浮于大地之上并在人造世界里越來越失真,而劉亮程在這種洞見中平靜地劃出了人應有的地平線。這個地平線拒絕了價值和意義的限定,拒絕了普遍思維模式所期待的確定性答案,甚至,它拒絕了人的歷史對作品的擺置。而作品的魅力恰恰在這里,它給出多種可能性,開放了多個出口,并將人的生命重新放置于萬物之中。

  可以說,《捎話》是一部讓人驚奇的作品。是一部時代之外又在時代之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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