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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對話者和未來時代的交談者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4月26日

文/馮娜

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曾在詩論中將“詩人與誰交談?”視為“一個痛苦的、永遠現代的問題”。詩人與誰交談?這確實是一個復雜深刻的、在任何時代都需要思索的問題。它意味著詩人在面對“具體的交談者”、“時代的聽眾”、“同輩中的朋友”、“未來的同時代人”等等不同對象時,將如何處理自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悟;詩人與自我、他者和社會的關系是何種情形,詩人又會從哪些維度去理解并體現詩人在時代中的位置?

詩人和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共生于同一個時代。屬于該時代的現實經驗為詩人提供了最直接的藝術源泉,從古到今莫不如是。無論是寫下“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的杜甫,還是寫下“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的王昌齡;無論是行吟澤畔的屈原,還是醉臥沙場的辛棄疾……他們的詩篇無不浸透著詩人對現實的觀照、對世人的關懷,他們的心靈之火也讓后世的讀者為之燃燒。T·S.艾略特在《詩歌的社會功能》中認為:“詩的最廣義的社會功能就是:詩確實能影響整個民族的語言和感受性”。我認為艾略特所說的這種“民族的語言和感受性”就是每個民族在各個時代所積累的民族精神及詩性。它不僅體現了語言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嬗變,也是一個民族如何甄別、繼承和發揚民族精神的內在動力。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新詩百年,就是一個不斷獲得新經驗、同時也是一個不斷豐富民族的語言和感受性的過程。特別是新詩誕生之初,詩人們獲得了新的思潮、新的視野、新的言說方式,很多詞匯和話語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面貌進入詩歌的空間,獲得了新的生機。

詩人使用語言與世界對話,而語言是在時代中演進的。與其說我們的語言在表達我們的生活,不如說我們的生活在模仿我們的語言。在任何時代,無論是詩歌語言還是人們日常的言談,語言是精進還是腐敗,都跟我們生活著的真實世界息息相關并相互匹配。所以,一個詩人不僅要關注詩歌內部的變化和遞進,更要關注外部現實世界對語言的建設或損毀。所有時代的詩人,都理應成為與“當下”最直接的對話者,更應擔負起建設母語及其詩性的責任。這也是考察一個詩人是否成熟、是否具備寫作自覺的一個向度。詩人勒內·夏爾曾在《修普諾斯散記》中寫過,“詩人不能在語言的平流層中長久逗留。他必須在新的淚水中盤繞,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繼續前行。”“新的淚水”包括對我們所處時代的深刻洞察、對新的生存經驗的體悟、對新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對新的美學體系的構建。而“自身的律令”則包括對偉大民族傳統的敬畏和學習,以及對詩歌本身的不斷更新和覺悟。

身處新時代的我們,面臨的生存經驗和生活方式較之以往時代是復雜的,同時也是開闊、多元的。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新興的傳媒技術勢如破竹,“異處”的世界變得唾手可得,也使得“當下”呈現了多重的空間性,世界仿若在一個扁平又多維的時空中運行。譬如,在國際化的大都市人們享受著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刷臉可支付、從南到北幾千公里,乘高鐵便可朝發夕至、與大洋彼岸的人可實時視頻會話、人工智能已經會作詩……但在邊遠的鄉村,農人還在刀耕火種,年輕人則大規模離開土地、離開農耕生活。這是一個可以歌頌和平與安寧的時代,也是一個依然有戰爭和災難不斷出現在國際報紙頭版的時代;這是一個世界正在緊密連接、同質化增強的時代,也是一個民族性更加珍稀的時代;這是一個科技生活日新月異的時代,也是一個在科幻作品中更能深刻表達對人類命運憂思的時代。作為一個新時代的詩人,不僅要懂得傾聽時代的語言,還要有與之對話的能力。一個新時代的“對話者”,不僅考驗著我們自身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力和思考力,還考驗著我們是否具備了與這個時代相對應的心靈天賦和智識,這天賦和智識來源于我們全部的生活,我們的每一個“此時此刻”。我們如何見證城市的變遷、如何觀察一朵花的開放、如何與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感同身受、如何在千萬人之中找到我們的旅伴、如何關切遙遠世代發生過的事情……這些都是“此時此刻”,是生活的語言賦予我們詩性的品質,它包含了詩人對自我的認知,對他人的理解,對“當下”的觀照和建構。詩人所尋求的“對話”,正是從這樣的時刻中到來,那些潛在的交談者則可能在任意時空出現或穿梭。

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過往時代都能尋找到這樣的“對話者”,他們不僅為后世留下了“人類存在的實證”,還在未來時代找到他們的“交談者”,這也便是偉大詩歌和偉大詩人的魅力,他們用各自的“此時此刻”造就了藝術的永恒。即使在今天,我們讀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讀到“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讀到“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米沃什),讀到“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濟慈),我們同樣能感受到超越時代的心靈共振。詩人關于人類的感情、困境、夢想、追求和渴望的書寫,他們關于人性的思索,關于時間、自然與宇宙的思考,在任何時代都是相通的。那些偉大心靈所創造的世界,必然有超越時空的屬性,它不僅鮮活地啟示著當時的現實,更預言著人類的未來。因此,要在“在后代中尋覓讀者”,詩人的使命必須也必然要超越對我們個體命運的關注和審察。這也對詩人在當下的對話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僅僅是一個自我的歌者,他的吟唱要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他必須要站在人類的立場上來思考我們共同面臨的處境和去向。

在這個社會交互性極強、信息化加速的新時代,人類的際遇、困境、生活方式是紛繁復雜的,人們的心靈風貌也展現出豐富深邃的面影。在這樣的時代,做一個詩人是幸運的,同時也是困難的。它讓我們對各種新的生活經驗應接不暇,同時,又提醒著我們保有一種清醒的立場,才能不斷錘煉從瞬間提煉永恒的技藝。我們與“現在”共生,又瞻望著“異代”。當詩人審視世界、面對公共事務和事件發聲時,也許保持適當的距離更能抽象出事物的普遍性,從而使詩歌具有超拔的時代品格。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就以“對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適當距離”而著稱,這種全力的投入和有距離的審視,使辛波斯卡的作品具有一種嚴肅的生命力,即使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細節,也因為“一粒沙看世界”的眼光而具有了雋永的意涵。

近些年,我每年都會從城市返回鄉村,從不斷擴張的現代都市到仿佛數十年未改變的山村,我認真體會著腳下被歷代詩人所涉足、所吟詠過的土地,它以豐沛的補給滋養了我們的母語。我們的母語則像一棵從未停止生長的樹,不唯詩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影響這植株的繁茂或衰萎。在現代都市,世界語言的混雜給我們帶來新的視野,在鄉村,我們還能捕捉到一些古舊的漢語之音。在疾速和緩慢之間,在一些被保留的風土民俗之中,會讓人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時空錯亂之感。而這樣的錯亂感正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一個特征:駁雜、參差、充滿眾多可能性。如果說我們的寫作是“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我們的時代正綜合著過去歷史的記憶,而我們的此刻也正在變成此后的記憶。我們在當下的“對話”也將進入時空的隧道,去未來時代尋找交談者。正如曼德爾施塔姆所說,“這些詩句若要抵達接收者,就像一個星球在將自己的光投向另一個星球那樣,需要一個天文時間。”

什么樣的詩歌才會穿越漫長時日擁有未來時代的回響呢?那便是人類記憶的偉大、創造的偉大,那最終屬于人類心靈的尊嚴和榮光。詩人也因之成為了每個時代最卓越的對話者,而一定會有“一個遙遠的后代/在我的詩中發現這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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