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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與華東師大
——大學、讀書及文學圈子
來源:文藝爭鳴(微信公眾號) | 時間:2019年04月26日

文/褚云俠

朱偉在評價格非創作時曾說:“格非在新時期,是一位難得的以其學術背景進行創作的作家。但我總覺得這種學術氣在讀者認知度上,其實幫了他很多倒忙。” 他通過小說探索世界的不可知和神秘性,人的主體性與記憶的不可靠等,且似乎從來沒有向著可讀性和讀者的接受靠近。這也使相比同代人的蘇童、余華等先鋒作家,格非研究從八十年代開始就是相對冷落和滯后的。的確,在格非小說創作的發生、發展與轉型背后, 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學院背景。新時期以來出自高校的小說家不少,但格非是罕有的取得了博士學位的作家, 且在高校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多年。這一背景又使他獲得了豐富而系統的閱讀經驗以及和文學圈子互動的機遇。如果忽略了對這種簡單而又特殊的經歷的考察, 理解其創作的前提和脈絡都會變得模糊起來,也無法走進他學者小說家雙重身份相映成趣的文本世界。本文試圖通過作家事跡、經歷材料的鋪陳,考察格非是如何獲得創作資源和小說觀念的,這也將折射出先鋒文學的發生以及八十年代以來學院知識分子的精神狀貌和精英文化的轉軌。

一、大學

格非 1964 年 10 月出生于江蘇丹徒,他的家鄉地處鎮江市區周圍。由于交通不便,相比蘇南大部分地區經濟的富庶,這里相對落后和閉塞。七十年代以后, 他在老師的帶領下跑到離家很遠的滬寧鐵路支線旁等了整整一天,才第一次看到一輛運煤火車,且為此寫下了一篇文章《終生難忘的一天》。格非的父母都是農民, 大伯在南京,姑媽嫁到了上海。城里人回家鄉,在當時閉塞的農村是一件大事。由于祖父歷史反革命 的身份,讓他從小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在加入紅小兵、共青團的時候都遭遇了阻礙,預設的“有罪”判決使他的家庭在村里處于十分糟糕的境況,沒有人愿意與之來往, 這也養成了他孤僻、不愿與人合作與不相信任何事情的性格。在父母眼里,他“比較沉穩,不愛說話,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別說交際,對未來也沒有什么想法 ”。

格非在考入大學之前除了曾經去過一趟鎮江文教局之外,從來沒有進過城,而這一次進城與他日后的大學生涯產生了密切關聯。

對于上大學選專業這件事,農民出身的父母對格非并沒有什么指導意見。在 1980 年他第一次高考失敗后,母親已經決定讓他去當木匠了。就在他心灰意冷準備放棄的時候,鎮上一位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的翟姓老師意外造訪,因為聽說了格非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而要引薦他去縣里最有名的諫壁中學上高考補習班,但是格非第一次高考的成績并沒有達到補習班的分數線。于是便謊稱丟失成績單而去鎮江文教局補開, 沒想到文教局辦事員聽聞了他所有的經歷后,竟給他開具了一份合格的成績單,這才有了他第二次高考的機會和命運的徹底改變。1981 年第二次高考前又大病一場,考后格非自我感覺很不好,母親也決定讓他跟著姨夫去常州學泥瓦匠了。填志愿的時候他選擇了幾所比較差的學校:揚州師院、鎮江師專和某進修學校,重點大學欄空缺。后因為學校負責人要求重點大學一定要填,才填報了華東師范大學。而格非對這些學校幾乎一無所知,選擇師范院校“只是知道師范肯定容易考取,而且家里比較窮,師范可以有糧食補貼 ”。但放榜那一天,格非取得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好成績,1981 年的本科錄取分數線是 370 分,他考了 440 分,當即就被文化館發放成績單的助理預測肯定能考取華東師大。

格非就這樣來到了當時人文學科的重鎮上海華東師范大學。1980 年代的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成了格非一生的教育背景和寫作起點。作為上海人的李劼認為,“對現代文明的執著,對自由不可遏止的向往和忠誠 ”構成了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底蘊,而正是這樣的特點,讓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成為一個最快在文學和文化上醒過來的城市”。華東師大的建校以及中文系的成立皆始于 1951 年,和一些百年老校中文系相比歷史并不算悠久,但卻在許杰、徐震堮、施蟄存、徐中玉、錢谷融、程俊英、周子美等知名學者的開拓與努力下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傳統。加之 1985年前后北京批評圈的暫時退場以及上海強烈的先鋒意識,“在上海的巴金、夏衍等文壇老將的支持下,加之李子云、周介人兩主編的鼓噪推動,以‘兩刊’(《上海文學》《收獲》)和‘兩校’(復旦、華東師大)為核心的‘上海批評圈’(史稱“新潮批評”)這時大舉登陸當代文學的舞臺”。這都使華東師大在 1980 年代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且走上了中文學科的前沿。

格非是卷著一個鋪蓋到華東師大報到的,當時中文系五十多個外地學生當中只有他一人來自江蘇丹徒。據同學回憶,“格非那時姓劉名勇,無論怎么看,都不能算美男子。個子不高,肩膀寬厚,骨骼粗壯,腦袋顯得較大,好似里面蘊藏著很大的能量,終有一天會釋放出來,讓人刮目相看”。或許是因為性格的原因,他不愛說話,喜歡打籃球,童年留給他很多思索、很多疑問,自然也就有很多東西需要表達,這或許注定寫作是他最好的選擇。當時華東師大的創作氛圍非常濃厚, 再加上 77、78 級中幾個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大人物的煽動,中文系的大學生們幾乎人人都做起了“作家夢”,而對基礎課反而有些不屑一顧。

華東師大中文系當時的創作風氣濃厚,這和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的鼓勵與支持密不可分。他不僅常在全系大會上熱情鼓勵學生課余進行文學創作,對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績的學生也常點名表揚,甚至還提出了這些學生可以用文學作品來替代最后的畢業論文,這幾乎是史無前例的。而關于上課,他們當時一入學, 77、78 級的學生就主動跑到宿舍告誡他們課是沒有必要上的,四年學不到什么東西,要做一個好學生前提就是不能上課。雖然他們牢記教導并表示堅決不上課, 但格非也承認這些表面的游手好閑、飽食終日不過是作為“名士風度”的一種標榜,其實暗中也是惜時用功的。的確在當時的中文系有不少教師是工農兵學員, 水平有限,但在華東師大的講臺上,也活躍著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和學者。據比格非略長幾級的周佩紅在《315 教室的講臺》一文中回憶,她已記不清那是 1978、1979、1980 抑或是 1981 年,施蟄存先生在華東師大文史樓 315 大教室里給他們講《項羽本紀》。

而 1978 級的趙麗宏提到在她入學之后,施蟄存由于受到魯迅的批評,還沒有給學生上課,因此可推斷施蟄存走上課堂的講臺大約是在 1980 年前后。格非也坦言在本科時就聽過施蟄存先生的課,除卻施蟄存先生這樣的現代文學大家之外,當時給學生們上課的還有許杰、徐中玉、錢谷融先生等,讓他們覺得“好像是在和現代文學史中走出來的人物相遇,既遙遠,又切近 ”。格非雖然一度逃課,但其實也有選擇地認真修習了諸如古代漢語、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古代文學史、唐詩宋詞、古典文獻等課程。據格非回憶,師范院校格外重視古代文學和古漢語基礎,不僅有著系統科學的課程設置,而且這些課的老師水平高、學問好,對學生要求也嚴格,因此他們在這些課程上也是頗為用功。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有王智量講授的俄蘇文學,一半時間由老師講授,一半由學生分析文本做課堂報告,讓他們在本科階段就學會了怎樣研究小說。

業余時間學生們就進行文學創作。在華東師大文史樓 103 通宵教室,每到后半夜,那里就聚集了一大批寫小說的人。那時寫了作品沒有出版物,學生們便自發地在文史樓走廊里辦壁報,中文系的壁報,曾是華東師大校園里一道獨特的風景,不僅吸引了學生、教師, 也引來校外的文學愛好者和報社的記者。格非那時剛剛開始寫小說,還是傳統的寫法,寫過選舉題材和一些恐怖小說。當年的華東師大中文系,也有一些文學創作社團,而社團往往有自己的油印刊物,這便是他們最初的發表途徑。除卻著名的“夏雨詩社”之外,格非在大三那一年還曾建立過一個“散花社”,其中《散花》雜志專事刊發散文兼及小說作品。主編是姚霏,格非是副主編。后來還成立了“苑草”,專事小說創作,葉開任《苑草》主編,格非是指導教師。這些社團除卻給學生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文學作品的途徑之外,也不定期組織作品研討會。1983 年,華東師大校報編輯部還組織過一個全校性的“小說接龍”游戲。由一個留校的學生發起,“只記得參加者被邀至編輯部的會議室,大致定下題材和故事動機,由某位作家開頭,隨后十幾個人依次接續,由校報分期連載”。當時學校很多老教師以及在讀的青年人都是作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華東師大在八十年代的獨特性。

大概是由于幾年來在創作上的熏陶與嘗試,1985 年畢業那一年,格非立志要去江蘇文聯了,他放棄了直推研 究生的名額,而決定要當一個作家。“那個時候文聯是全國青少年夢寐以求的地方,都是作家待的地方。”然 而就在他要去江蘇南京文聯工作前夕,因為原本決定 留校的女生因個人問題放棄,選擇了北京國務院僑辦, 留校的名額就空了出來。格非后被選中留校,也就留 在了上海文學圈和華東師大校園。留校以后,格非的 空閑時間也更多了,據他回憶,剛留校的時候,擔任新 生輔導員,不上課也不寫文章,只是跟著老師去聽課。“第二年晉升講師,課就稍微多一點,那時候最多也就是一個學期一門課。”甚至讓他覺得有大量時間無處打發以及光陰的虛度,于是他決定繼續小說創作。格非曾談到在華東師大留校之后十幾年的生活:一般 來說上午十一點起床,飯后大約十二點左右開始寫作, 寫到下午三四點,然后就開始打牌、下棋、聊天,晚上 十一點再看書,三點鐘睡覺……這是極度自由,有著大 量空閑隨心所欲地讀書和寫作的日子。直到后來 1997 年,國家教委要求凡是在高校任教的人必須具有碩士 以上學位,格非才以同等學歷方式去考取博士研究生, 開始了三年辛苦的耕讀生活。即便如此,以學生輔導 員身份留校的格非在大學的從教生涯也并沒有太大壓 力,他了解學校的體制,知道如何與學生溝通,與教師打交道,在 1994 年評上副教授,1998 年博士在讀期間 就已經成為教授了。學校的環境整體上讓他覺得舒服 且游刃有余。

華東師大當時文學氛圍之濃厚、文學活動之豐富都把它推向了上海文學圈的核心位置,而格非正處于這個文學場之中,且常年維系著相對有余裕的校園生活。這讓他周圍的不少先鋒作家都艷羨不已,如當時地處浙江嘉興的余華就有著一種對上海、對華東師大的向往和偏居一隅的焦灼感。每每到上海改稿,余華都會在華東師大借住。他在 1991 年 5 月 4 日寫給程永新的信中提到了非常愉快的上海相聚,“本來是想趁機來上海一次,和你、格非再聚聚,但考慮到格非學外語,不便再打擾, 等格非考完后我們再聚一次如何?”頻繁辛苦往返于上海、海鹽、嘉興的余華其實一直迫切地想進入到上海文學圈,如程光煒所言“:上海在使余華獲得先鋒眼光、翻譯讀本和文學知識的同時,也把無比奢侈的都市生活景象推到了這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作家面前。” 在八十年代接受了大學教育和大學精神洗禮的作家不 只格非一位,但很多人在畢業之后,就失去了上世紀 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的光暈,被無情地扔進灰暗的小市 民生活,相對這些人的不甘與無可奈何,格非的心態要 放松很多。也可能正因為如此,格非被馬原稱為是“最 進入職業心態的人 ”,甚至不止一次意味深長地感慨, “這個年紀有許多事情要做的 ”,“劉勇,他實際生活也沒有其他重心,現在看沒有,沒有”。

格非的大學以及之后留校任教時期,恰恰是華東師大在文學上的輝煌年代。九十年代的開始伴隨著一場蒼茫的告別,在 1990 年代的轉軌中,格非一直駐守的華東師大也猝不及防地加速走向了它的末日黃昏。張閎在《麗娃河上的文化幽靈》一文的“尾聲”中談及在1990 年代初期,他常與徐麟趴在曾一起討論“世界之午夜”“存在之荒誕”等問題的走廊欄桿上,遙望西邊的落日。而這一舉動后來卻變成了對一代人精神困境和生存環境的隱喻與象征,或許不曾想到,他們所遙望的恰恰是華東師大或者一代人的末日黃昏。自 1990 年之后, 華東師大的學術與文化精英們隨著時代的巨大轉軌也不可避免地流落四方,呈現出一副“樹倒猢猻散”的態勢。先是宋琳、夏志厚去國,然后是 1994 年胡河清在上海寓所跳樓自殺。格非在回憶胡河清的文章中說“:我在北京正準備去石家莊講課,突然接到了福民兄從上海打來的長途,他只說了四個字‘河清沒了’,便哽噎不能聲。我當時亦不能語。在一種銳利的痛苦之下,我知道, 這個世界又失去了一份美德,一份溫暖,多了一層寒意和肅殺。”之后,李劼、宋耀良旅美,徐麟、陳福民、張檸、崔宜明、李洱、葉開、余弦等人,在紛紛畢業之后,也都相繼離開,四散在全國各地工作。因而張閎做出如下感慨“:華東師大。麗娃河。青春。書本。一切依舊如故,一切正變得越來越好看。而大學精神卻無可挽回地走向黃昏。”當 1992 年,馬原、格非、李劼、吳亮重聚華東師大的時候,吳亮等人不禁感慨“李劼還在,吳亮還在,馬原還在,格非還在,作為文學家的肉體還在,我們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和精神已沒有了,成為歷史了,只能回憶了,甚至有時,連回憶也不可靠了 ”。對于格非而言,他有關 1980 年代的全部回憶都只有大學校園, 他是精英文化從核心走向邊緣的見證者,也是文學風景的親歷者。面對物是人非的場景自然會發出“世異時移, 風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尋其味,豈可再得”的感慨。這時,格非心里時常生出的虛無之感似乎也越來越強烈。這或許構成了他以之后的寫作不斷回望八十年代的重要動因,無論是較早的《欲望的旗幟》《沉默》, 還是晚近的《蒙娜麗莎的微笑》《春盡江南》,他都似乎想通過寫作留下一些有關那個時代的印記與見證,讓記憶、感覺和冥想彼此相通。

二、讀書

在大學人文精神與創作氛圍的影響之下,展開系統性閱讀可以說是對格非日后寫作影響最大的事情了。對于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來說,他們印象最深刻的事,便是圖書的開禁。1979 年第 1 期《讀書》雜志的創刊號上刊發了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和雨辰的《解放“內部書”》兩篇文章,這不僅標志著在“四人幫”橫行十年之后,一代人重獲了閱讀被“禁錮”的圖書的權利,這也是一個文化專制和封閉的時代結束的象征。“在中國的土地上,春天又來臨了。被禁錮的圖書,開始見到陽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個不尋常的現象發生了。門庭冷落的書店,一下子壓倒美味食品和時尚服裝的店鋪,成了最繁榮的市場。顧客的隊伍從店內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條街道。從《東周列國志》到《青春之歌》,從《悲慘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幾十種古今中外文學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讀者見面了。那長長的隊伍,就是歡迎這些精神食糧的行列。”據趙麗宏回憶,當時華東師大校園中的小書店一開門,每次大家都是蜂擁而入,把能買的書全都買下來。而這些書大多是西方名著和再版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據統計,從 1985-1987 年,三年累計出版的社科類譯著已達 1500 種,而大學生是這些西方譯著的“主力消費者”。甘陽在談到 80 年代的幾個特征時說到,這一時期整個知識界都以人文學科為主,且占主 導地位的絕對是西學。的確,這是繼洋務運動和“五四” 之后的又一次“西學東漸”,西方譯著大量出版《;讀書》雜志成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重點推介西學新知“;評介西方文化思潮的課程無一不是最受歡迎的 ‘人氣課程’”,與西方文化思想有關的社團數量占據了絕對優勢……而若從閱讀的角度考察,除卻《讀書》雜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袁可嘉等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的《外國文藝叢書》《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幾 乎引領了整個八十年代的閱讀潮流。

格非真正開始大量的讀書正是開始于這一時期,生長在農村的格非和很多可以看到內部書的城市孩子不一樣,早年他只是讀一些小人書,直到遇到一位從徐州師范畢業的班主任,才開始讀《烈火金剛》。班主任還把村子里的書搜集起來,讓學生互換著閱讀。雖然村里的圖書也相對有限,但是讓格非從那時起養成了閱讀的習慣。大學時代的讀書風氣沾染了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特點,西方現代思潮的再度合法化使如饑似渴的一代人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開始追尋文化創新之路。格非在《師大憶舊》中回憶了他那時的讀書生活“:正好系里給我們印發了課外閱讀書單,我記得在一百多本的書目中竟沒有一本是中國人寫的,至于什么濂、洛、關、閩之書,更是不入編者的法眼。好在魯迅先生‘中國的書一本也不要讀’,吳稚暉‘把線裝書全都扔到茅廁坑里’之類的告誡我們早已銘記在心,自然不覺有任何不當。”之后格非也真是按照這個書單沒日沒夜地讀了好一陣子,“我和其他作家差不多,都受到這個時尚的影響,在大學里從三年級開始基本上都讀西方的小說 ”。《伊利亞特》、奧維德的《變形記》,托爾斯泰和福樓拜的作品都是那時就開始讀的,而且對他影響至深,現在仍然不斷重讀。讀完書后,他們便去找人論道,但是很快問題就出現了,如果跟人談論起諸如《浮士德》《伊利亞特》《神曲》這樣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必然會遭到對方的鄙夷。后來才知道那時候讀書其實不注重知識和學術,更重要的是要能夠讓人大吃一驚,也就是要通過以高深、艱澀、冷僻的新名詞獲得一種“飾智以驚愚”的震撼效果。“這些玄奧的著作與其說是用來閱讀的,不如說是用來炫耀的。在當時的大學環境中,學識是顯示個人品格和權力的標志。能夠談論這些玄奧話題,無疑是一種文化資本;否則,就會淪落為文化貧困階層。”論道的受挫使格非迫切希望能通過讀書建構起屬于自己的一個根據地,一套說出口就能讓人滿臉生疑但是又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話語體系,而他以及周圍的一批同代人找到的獨門秘籍之一就是現代派。當時袁可嘉先生編譯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剛剛出版,他們循著這本書的綱目和線索順藤摸瓜,漸漸認識了卡夫卡、博爾赫斯、卡爾維諾,也發現了《外國文藝》《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動態》《譯林》這樣了解外國文學的期刊。那時他尤其喜歡看《外國文藝》和《世界文學》 這兩本雜志,每期必看, 而這兩本雜志正是率先翻譯西方現代派作品的重要陣地。由此可見,中文系的讀書風氣和學院環境,使格非成為了八十年代以后最早接受現代派小說和研究現代派技藝的一代作家。

而到了 1985 年他本科畢業留校任教的那一年,文化氛圍又悄然發生了新的變化。他漸漸發現,單純憑借艱深難懂的現代派和博爾赫斯已經無法像前些年那樣給人以震驚的效果,只談小說開始多為風雅之士所不齒。留校以后,格非的空閑時間也更多了,于是他的閱讀“除了原來的惟新、惟深之外,又多了一個‘雜’字”。他開始讀史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等,除此之外還去歷史系參加史學沙龍。格非對《新五代史》,王陽明與朱子學說,陸九淵、黃宗羲、嚴復的學術及政治理念均有涉獵。他之后的小說《迷舟》《相遇》《邊緣》以及新世紀以來的“江南三部曲”,呈現出對命運的偶然和不可知的探索,以及處理自身與歷史關系的氣魄與自覺,大概和這一時期學術風氣的轉向與閱讀積累也不無關聯。

如果說格非第一次對閱讀范疇的調整仍然源自時代風氣的影響,是一種不自覺的閱讀選擇,那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改變則和他自身寫作上的困境密切相關了。到了 1994 年左右的時候,格非在小說寫作上如日中天, 早在之前,曾經“像毛主席一樣地走進教室”的馬原不止一次在這位年輕作家面前表達了來自年齡和創作實力方面的焦慮,格非“是《收獲》歷史上唯一的一個發過兩個長篇的作家”;“你是同行里面最有成就的,還是最小的”“;這一茬人里面你是最年輕的。咱就說今天寫的比較好的作家里面,大概劉勇,到目前為止還是最有名的”。而那時年齡最小且最有名、已經在

《收獲》發表過兩個長篇的格非卻在 1994 年完成《欲望的旗幟》之后,停止了長篇小說的創作。此時他敏感地意識到其早期先鋒小說的寫法,似乎在九十年代之后會遭遇“某種虛化的危險”或難以為繼,這或許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與小說寫作暫時告別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停下來開始重新閱讀。這一時期的閱讀與之前相比,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是他在繼續閱讀或重讀西方經典小說、現代派小說的同時,意識到了自己在理解中國古典文學、歷史方面的不足與缺陷,而這樣的知識結構調整,胡河清在很多年前就鄭重而嚴肅地提醒過他們了。早在 1980 年代,胡河清就曾告誡這些先鋒小說家, 若要在寫作上走得長遠,必須要重回中國古典傳統。因此格非在 30 歲以后,尤其是 35 歲以后決定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重新閱讀中國古代小說與歷史。“我從35 歲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小說可以寫得好看,可以保留你的東西。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路子,一條道走下去。這當然也是我后來不斷讀中國傳統敘事,特別是讀《史記》《左傳》時想到的。這兩本書對我影響比較大。中國文學根本性的東西都在《史記》和《左傳》里。” 格非在閱讀上的轉向一方面與其作為一個作家、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敏感與自覺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進一步的問學和學術研究經歷有關。

1994 年格非 30 歲,開始小說創作上的十年沉寂期。而 35 歲左右的時候,正是他跟隨錢谷融先生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時期。與此同時,他將“廢 名小說的敘事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而 展開了對其深入的考察。其實格非是 1985 年前后才 第一次知道廢名的名字,當時他喜歡的作家中,除了魯 迅,就要算是沈從文和汪曾祺了。因為汪曾祺曾聲稱 自己的風格受到廢名的影響,加之道聽途說了一些廢 名的奇聞逸事,促使格非讀了一些他的小說。那時只 是對廢名產生了一些朦朧的感覺,但很快因為一些作 品佶屈聱牙、深奧難解而未能卒讀。而之所以后來將 “廢名小說”作為他的研究對象,其實也和他此時在創作上遇到的問題密切相關。格非在其博士論文“引言” 中介紹了他研究廢名的緣起“:1997 年底,筆者與幾位 來訪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國的現代文學,言談間屢次提 到了廢名。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研究計劃,選 題是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選擇這個題目的初衷與我 自己創作上遭遇的問題有關。我自己的寫作一度受西 方影響,尤其是現代小說影響較大,隨著寫作的深入, 重新審視中國的傳統文學,尋找漢語敘事新的可能性 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圍的作家包括沈從文、蕭紅、汪曾祺等人。這次談話的結果之一使我想當然 地把廢名列入研究計劃,并立即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 關廢名的全部資料。重讀廢名,感覺上與十多年前的 記憶竟大不相同,我漸漸意識到要研究中國現代的抒 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這不僅因為廢名的整個 創作都根植于中國的詩性敘事傳統,而且他明確地把 詩歌的意境引入小說,在小說的抒情性方面比沈從文和汪曾祺走得更遠。”為了展開對廢名的研究并完 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他不僅系統地完成了一次敘事學 以及文學理論的研究,如集中閱讀了《小說美學經典三 種》(盧伯克)、《小說修辭學》(布斯)、《結構主義詩學》《論解構》(喬納森·卡勒)《、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熱奈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巴赫金)等。更重要的是,他閱讀了廢名小說全集,重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甚至仔細研讀了《唐前志怪小說史》《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小乘佛學》等。

無論是自我警醒還是博士論文的研究需要,都要求此時的格非集中精力大量閱讀中國自古至今的文學作品。而在閱讀的過程中,他產生了很大的疑問,“中國古代文學怎么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關于整個中國小說又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定位的問題 ”。于是,他又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在王元化先生的推薦下,“我從錢穆的清代學術史一直看到《史記》和《左傳》,中國傳統文化帶給我無比豐厚的滋養”。在這期間,他不僅發現了“沒有唐宋傳奇就沒有沈從文,沒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沒有汪曾祺”,而且他“覺得中國敘事學的源頭恐怕還是在《詩經》《史記》《左傳》這一類的作品中”。在重讀傳統的過程中,他個人尤其喜愛明清之際的章回體長篇小說,特別是《紅樓夢》《金瓶梅》《鏡花緣》《醒世姻緣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等,而對宋元以后的白話短篇小說并無太多好感。文言小說中他對《世說新語》、唐傳奇中的《任氏傳》《李娃傳》,宋人的《錯斬崔寧》以及《聊齋志異》尤為情有獨鐘。認為《錯斬崔寧》中的人物塑造(對話)和情節鋪陳(懸念)皆有可觀之處,而《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的巔峰之作。其實前文已論及,格非在華東師大中文系讀書期間就已經對古典文學進行了系統修習, 那時已為他后來與傳統發生聯系的寫作種下了“因”,而35 歲之后的重新閱讀激活了曾經埋下的種子,對中國古典敘事的探索與研究使他找到了一種真正與傳統心脈相通的寫作。之后“江南三部曲”的寫作正是在這種重新審視古典傳統與尋找新出路的背景下完成的。

三、文學圈子

除安靜地耕讀,學術氛圍濃厚的華東師大校園,也是吸引著眾多評論家、作家、編輯家紛紛前來的核心地帶。雖然格非不好交往,但學院的豐富資源和優越環境還是使他很快進入到了文學圈子。

格非大學時的輔導員徐海鷹是 1977 級留校任教的老師,了解到學生中有人喜歡寫作,便給他們成立了一個“萌芽小組”,小組中有七八個人,小組活動每次就是討論作品,也會請一些上海作協的作家來給他們講課、交流。徐海鷹和王小鷹關系好,就請王小鷹每隔幾個月來點評作品,格非至今還記得王小鷹反復跟他談及的關于細節的問題和對他“這個小鬼很不錯”的夸贊。王小鷹以及趙麗宏、孫颙、陳丹燕都是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大人物,這些上海的名作家以及后來 1979 級留校的詩人宋琳都來給他們講課了。陳村是常來宿舍閑坐的校外名人之一,陳村多來找姚霏,姚霏是和格非同級的教育系學生,也是校園社團“散花社”《散花》雜志最早的主編。因為格非和姚霏關系好,所以也常能聽到陳村的教誨。馬原來學校講小說,比他年輕 11 歲的格非就是他最早的聽眾之一。馬原與李劼過從甚密,他最初來華東師大大概也與李劼的邀請有關。后來馬原和格非成為朋友,在 1990 年代以后,馬原再到華東師大做演講,通常是格非陪著,后面浩蕩地跟隨著一支文藝隊伍。余華若來上海改稿,也會在華東師大借宿。程永新、吳亮、孫甘露便會過去聚談。

當時很多編輯也常來華東師大,1985 年王中忱還在與丁玲一起辦《中國》,有一天他帶著年輕編輯吳濱去學校。格非剛好在系里碰到 79 級留校的著名詩人徐芳,徐芳告訴他有兩位大編輯來了,叫格非去參加座談會并和他們一起去吃飯。這次被邀請參加座談會的嘉賓幾乎囊括了當時華東師大文學創作界所有的精英,而王中忱和吳濱二人此行的目的也正是繞過作協與學校各級組織,與文學愛好者直接對話并為《中國》發現年輕作者的新銳作品。格非參與了討論,席間徐芳更是極力推薦,之后格非就把他在火車上寫就的小說用稿紙謄抄了一遍寄給《中國》,沒想到很快就發表了,這便是他先鋒文學的處女作——《追憶烏攸先生》。這篇作品的發表還為格非贏得了在 1986 年參加中國作協青島筆會的機會。這是格非第一次參加筆會,結識了北村、遲子建這樣的青年作者,也見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牛漢、北島、多多、徐星等大人物,他覺得當這些最優秀的作家和你在一起的時候,眼前的障礙就沒有了,極大地樹立了寫作的信心。時任《關東文學》主編的宗仁發也頻頻抵滬,格非的《陷阱》《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就是在“酒酣耳熟之際,受他慫恿和催促而寫成的 ”。雖然格非在回憶這兩篇小說的發表時有些輕描淡寫,但《沒有人看見草生長》是格非的中篇處女作, 在當時發表一個中篇小說是一件大事,而且《關東文學》是當時少有的將目光聚焦于新的文學潮流的期刊之一。據李洱回憶,格非收到《關東文學》用稿通知的時候,“從鐵柵欄上跳了過來,跳進草坪,來到我的身邊。他手中拿著一封信,信封上有《關東文學》的字樣。格非把那封信再次掏了出來,讓我分享他的幸福”。而這一次格非的幸福也極大地感染了李洱。可見刊物的發表機會對當時的年輕作家來說是一種極高的肯定和巨大的鼓舞。格非因《迷舟》被《上海文學》退稿轉寄《收獲》而與程永新結識,《迷舟》發表后兩人成了朋友。后來程永新也是華東師大聚談的常客。

除在小組、座談會和文人交往外,更多是朋友之間的清談。清談本來是華東師大的傳統,《師大憶舊》的 “清談”篇中,憶及了與八十年代諸師友的交往。所謂“清談”,不過是各路人馬忙過了白晝的生計與寫作之后,于夜晚幽靈般出沒,找朋友聚會聊天,常常通宵達 旦,卻也大有龔自珍“幽光狂慧復中宵”的況味。陳村、姚霏、李劼、余華、蘇童、北村、吳亮、程永新、孫甘露、宋 琳、吳洪森等都是清談的常客,這其中包括了很多在 八十年代聲名顯赫的人物。他們所討論的話題,除卻 文學之外,亦兼及哲學、宗教、音樂、思想史等等。

留校任教以后,格非“則像吸鐵石一般吸引各地小說家前來。馬原、余華、蘇童、北村,以及《收獲》雜志的程永新和上海社科院的吳洪森,幾乎是三天兩頭往華東師大跑”。因為寫小說,結識了很多當時的先鋒小說家,又因為和“夏雨詩社”來往密切,也就自然熟絡了很多詩人。格非因是青年教師,有一間單身宿舍,眾人就多在那里聚合。華東師大就成了一個據點,在他周圍聚集了很多作家、詩人、學者和編輯。“那時他的宿舍異常簡陋、清貧,書架上的書都很少”,但“他那兒就像一個文學的會所,來來往往,無異于作家的停泊地,中轉站,說雅一點,也可叫作精神的港灣。但大家很少談小說,更多的是交換一些文壇趣聞”。他們通常喝酒談文學,餓了就夜晚翻越華師大后門的大鐵門去宵夜, 偶爾也會打牌下棋,打 80 分或者四國大戰。據《收獲》雜志社的社長程永新回憶,當時他們很喜歡去華東師大,余華或者當時的另一位浙江作家黃石來了,他們就拿著啤酒翻墻到華東師大宿舍,聊天到天亮。1990 年代以后,雖然很多人離開了華東師大、離開了上海,但是日常的聚會仍然在進行著。后來王曉明提議由在 9 舍625 室(徐麟宿舍)的日常聚會演化成一個正式的學術沙龍,由當時的博士生輪流主講。陳福民告訴筆者,格非那時已經是寫作教研室的青年老師且致力于寫小說, 對學術討論并無太大興趣,也幾乎不去參加,但他和每個人都保持著很好的私人朋友關系。

在和上海圈子交往之外,格非在八十年代的時候也和北京圈子建立了聯系。李劼是格非《褐色鳥群》的推薦人,甚至還在格非去北京的時候,一舉三封推薦信將其介紹給當時北京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李陀、史鐵生和時任《人民文學》編輯的朱偉。格非的妻子王方紅女士是北京人,二人在上海工作之余,尤其是暑假期間,也常回北京。李陀在《迷舟》發表之后,就開始和格非通信來往了。朱偉和格非大約是 1987 年下半年相識的,1987 年至 1989 年的暑假,格非在北京,他們來往較多。那時候,格非已經對很多小說家的敘事技巧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常和朱偉討論小說的結構。朱偉也是古典音樂發燒友,二人除卻文學之外還有不少共同愛好。1988 年的時候,余華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格非、余華經常去朱偉家,三人盤腿坐在朱偉家的地毯上看借來的電影錄像帶,他們不知道一起看了多少部錄像帶電影,主要是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等現代主義的影片。當時除了在朱偉家看現代主義影片,在北京的另一個去處就是小西天的中國電影資料館,去找劉毅然,從認識的導演那里要來“內部資料”播放。

文學圈子的形成和密切交往最重要的是相互激發,就像宋琳在與這些朋友激烈的談話中寫下了無數 詩歌的開頭一樣,格非也在與朋友的草地閑談之后寫 下了《迷舟》等小說。小說寫完,通常最初的讀者也是這一群人,這也就少不了朋友之間的相互舉薦和切磋。這讓格非在多年以后,計劃寫作“江南三部曲”時,仍 然想到給王中忱打去電話,討論了“方志”的寫作方式。他們也在一起寫小說,據格非的妻子王方紅女士回憶, “除了寫小說和辯論外,大家還傳看不知屬于誰,也不知從哪里弄到的書籍”。比如當時在他們之間里迅 速流傳的臺灣版《窄門》,讓她第一次知道了紀德的名 字。在 1985 年《他們》剛剛創辦,作為他們文學社內部交流資料的雜志就很快流傳到了那群人中間。這雖然 是一個相對松散的文學圈子,但也是一個熱鬧非凡的 場域,它幾乎匯集了所有當時上海文學圈重要的寫作 者、研究者和期刊編輯,因此也自然成了各種信息的匯 集地。與此同時,它為格非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這 些人的生活、理想、雅趣、精神氣質也成了他小說創作 的重要資源。

格非自幼的成長過程培養了他孤僻的性格,覺得沒有人能夠相互理解,也不太愿意與人合作,從那時起他就希望可以寫點東西,希望可以和另外的一些人交流。而這種自幼養成的氣質又在華東師大這樣一所人文氣息、寫作氛圍濃厚的校園里得到了進一步的滋養和激發。從 1981 年到現在,他闊別生活了 19 年的家鄉江蘇丹徒來到上海,再到北京,使這樣一個幾乎全部的教育、閱讀、研究、交往經歷都完成于城市和高等院校的鄉村出身寫作者,已經不可能成為一個鄉土作家了,也注定了他的寫作將緊密地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言說方式聯系在一起。大學、讀書和文學圈子構成了格非最重要的文學資源,也讓他的思維一直被鼓蕩、被激發。或許一直和精英知識分子保持著最為切近的關系,從格非的小說創作來看,他的詰屈艱澀,處理歷史的能力與氣魄,他的傷悼與嗚呼哀哉,對傳統的呼應與回望,也恰如其分地詮釋出了一群人和一個時代的精神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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