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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翻譯文化燦爛歷程之回顧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8月07日

文/柳鳴九

柳鳴九

時間過得真快,2017年果麥舉辦的“譯道化境論壇”已經有兩年了,在人們的記憶中,卻好像已經快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不論果麥提倡此說有沒有創造性,對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現狀起了多少作用,以及對這一事業將有什么樣的開創作用,現在論及還為時過早;至于在外國文學翻譯工作隊伍中產生了什么樣微妙變化與風云變幻,現在更沒有必要提前預見。但我想積極性是不容否定的,此舉標志了中國文化企業開創了對學術文化品位的追求,這倒是開了文化企業領域中的先例,是有意義的一件新事物,至少,它是近年來我國文化企業界對文化學術品位與格調有了追求的自覺意識的表現。學術文化的出版不是一般的生意,不是一般的買賣,我們現在要向世界先進強國學習,試看當今的學術文化強國哪一家著名出版社不是由學問家、大文化人掌舵經營的,與之相比,中國出版學術文化讀物的企業有不少都還處于小混混坐堂、油滑刁鉆的奸商掌權的狀況,有儒商之志的果麥吹起了出版者提升自我學術格調與文學品位的新風,必然會帶動中國出現更多的“商務”、“中華”,法國的“伽里瑪”,英國的“牛津”、“企鵝”,美國的“時代”等等這類真正現代的先進出版機構,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然要經歷的。果麥開了一個良好的頭,其意義不能小看。參加這次學術盛會的有當代近50位著名翻譯家。其次,果麥通過此舉不僅創建了一個“譯道化境論壇”,豎起了旗號,推出了實質性的成果《化境文庫》第一輯,通過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翻譯的蓬勃發展與學術文化翻譯的豐碩成果,精選出一批翻譯精品,展出了優秀的譯品,提出了范例,對今后的文學翻譯工作也會有啟發作用與昭示意義。

“信達雅”與中國文學翻譯的階段性

中國學術文化事業翻譯的開拓者嚴復在上個世紀之初,就提出了翻譯之道的三原則,即“信達雅”,這既是翻譯工作應達到的標準,也是從事翻譯工作必須遵守的實踐原則,當然,也是衡量翻譯作品質量和水平的尺度。

第一階段:從文學翻譯勞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內容與這種精神勞動內部的規律而言,從翻譯業務勞動的成果所涉及的兩種文本的關系而言,應該說“信達雅”是一個全面的、科學的、合理的、精準的學理,是放之譯海而皆準的學理,也是明確的、適用的、符合實際、行之有效的實踐方法,自當也是檢驗與衡量譯品的質地、水平、層次的批評標準。當然,也就是翻譯工作者從事文學翻譯操作時所要達到的標桿、高度,不言而喻,這就是優秀的文學翻譯作品所應該具有的理想狀態。從它被提出以來,一直成為了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共同的教義、共同的主張、共同的戒律,指引著中國文學翻譯工作從無到有,從初期的青澀到中期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這個時期的日漸成熟、日漸提高,從這一漫長的歷史行程來看,第一階段雖然只有兩個上層次、有資格、有名望的先行者嚴復與林紓亮相拉開了序幕,翻譯名著與譯作佳篇作品還寥若星辰,但序幕一拉開就顯示出中國翻譯事業的開端充滿了學術理性的光輝,預示著它未來的燦爛與豐富,其功就在于“信達雅”指導思想與譯道學理的創設與確立,如果要說是發軔的第一階段有不凡的成就與業績的話,竊以為這三個字就是中國翻譯事業第一階段的業績與成就。

正因為開辟階段的啟程點上高聳著這三個大字的高碑,緊接而來的第二階段,即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到上世紀末新中國建立的這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翻譯事業也出現了欣欣向榮與蓬勃發展之勢。

第二階段:五四后到1949年建國時期,這是中國翻譯文化事業發展歷史不容忽視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有實質性的進展,有實實在在業績與成果。眼界寬闊,選題范圍廣泛,質量上檔次,合規格的譯品,甚至優秀的、具有“信達雅”境界的、接近這一標準的優秀譯品,如藍天中的彩云接二連三地不斷飄過,這是時代歷史帶來的局面,畢竟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在此前不久,對舊中國有的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沖擊與洗禮,追求學術文化自由的空氣仍有一定的濃度;從過去歷史時代傳承下來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主義還占有意識形態的優勢,無產階級革命的列寧主義在中國還沒有普及、深入,這里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紅色之火還沒有達到燎原之勢,不僅從伊索寓言到莎士比亞戲劇到伏爾泰的哲理小說等等這些名著譯介到了中國,即使如象征主義詩歌、小說等這些多少引起駭世驚俗反應的“另類作品”也都在中國有了譯本,比起后來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期,反倒較為寬松,而在譯介的規模上,也有所發展,對有不止一個外國作家的譯介都達到了“無一遺缺”的程度。如李青崖譯出了《莫泊桑全集》、畢修勺譯出的《左拉全集》、李健吾譯出的《莫里哀戲劇集》、朱生豪譯出的《莎士比亞戲劇集》等,潘家洵譯出的《易卜生戲劇集》與羅念生譯出的《希臘悲劇集》,也都直逼全集的規模,在譯品的質量、譯技上,接近或達到“信達雅”標準的譯家譯品也不止一例,如朱生豪的《哈姆雷特》、傅雷的《高老頭》、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冰心的《泰戈爾詩歌》、戈寶權的《普希金詩歌》、梁宗岱的《瓦雷里詩歌》等等,這些都是中國人在接受外國優秀文化,進行民族文化積累過程中所作出來的精品,是民族精神的財富,不必也不應該因為歷史時代的不同、不屬于“社會主義時期”而予以貶低或抹殺。

應該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中國翻譯文化之所以有所發展,留存給世人一些碩果,與其說是由于在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主義思潮與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之間正好有一個意識形態的間隙,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發展空間,還不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這個緊接而來的局面,既留下了一大批新文化的受眾群體,也造就、開拓、創造了一支主力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沖闖出來的文化主將、以及在新文化運動中積極活躍的弄潮兒,以及有志向、有作為的文化青年,如胡適、魯迅、李大釗、李健吾、潘家洵、周作人、巴金、梁宗岱、謝冰心、傅雷、卞之琳、李青崖、李濟野、周樹人、陳占元、朱光潛、陳西瀅、趙蘿蕤等等,他們都參加了這一時期中國的翻譯文化事業。這些人在主觀思想上,基本上還屬于民主自由主義這一個范疇,因此,在精神價值取向上,仍保持自己的自由主義的立場與觀念,在翻譯工作中,對作家作品的選擇沖破了那些戒律、禁令與忌諱的束縛,在他們的努力下,世界各國的名著、各種政治傾向的作家作品,甚至在道德觀念上的另一類書都被她們譯進了中國,頗有唯名著佳篇是選的氣度,而且他們都是深受國學熏陶,飽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飽學之士,又都不同程度的喝了洋墨水,可謂“學貫中西”,因此,他們在學養、藝術品位、語言修辭以及文章風格上,都具有一定的優勢,得以使他們的譯品達到或接近信達雅的標準。

直到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即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代翻譯工作者,早期無不都是喝了這一階段翻譯名家與大師高手的優秀譯品的奶汁成長起來的,我不止一次被記者問及我的外國文學知識和基礎是從哪兒獲得的,我在我的自述作品中都不止一次說明了我的外國文學基礎很重要的一個渠道,就是從少年時代跑書店、跑圖書館,那時,世界文學中很多文學大師和藝術高手的譯本,我在各種級別的書店、開架書架前,幾乎都能找到,這就是我成為一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初期的學識儲蓄與知識準備。我們這一代的文學翻譯研究工作的同道同窗,基本上也是從讀巴金、李健吾、傅雷、朱生豪、冰心等這一代譯家的書長大的。

至此,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信達雅的光亮下進行的, 但是,任何一種理論、主義、法則、規矩、規范與它所指導、所規范的客觀實際以及具體實踐比較起來,經常是處于第二位的。在客觀現實中,所進行的實踐活動,永遠是處于第一位的,它居于主動的地位,是變化與變革的起因,就像是一個火車頭,它帶動著、起動著對原則、規范、規矩的思考與再評估,以及而后的再追求,以至再修訂、再更改。因為這兩者之間,客觀的現實與具體的實踐活動的內容,永遠是最豐富、最復雜、最難以概全的,也是最生動、最活潑、最有生命力的。因而,它的變化難估、變幻莫測、變化形式無窮,因在兩者之間,要求發展、變化、更改、修訂主導的一方,總是客觀現實與客觀實踐,而另一方則居于被動的次要地位,即使是原來的理論、規范、學說、規則已被證明是實用的、是準確的,并且已經帶來了非常積極的效果,甚至已經創造出了非常宏偉的成就,但是一旦客觀現實出現了新的情況,有了新的變化,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出現了新的問題,那么,原來居于指導地位、執行規范任務的理論與學說就得適應這種新的現實境況,就得適應新的實踐方式而作調整。在我國,從規模巨大的翻譯文化事業中,我們恰好就見到了這個情況。

請允許我在這里說得具體一點。首先,信達雅作為一個理論表述,不是沒有一個自己的局限性,它提出了一個三原則并列、三原則分立的規范與標準,而沒有對文學翻譯事業這一個“各個方面高度一體化”的精神創作活動,提出一個需要高度統一的要求,信達雅這個學理的局限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分立性,在于它沒有融合性,在于它沒有一統性、整體性、三位一體性的最高準則與要求。有了并列性,也就可能產生信奉者實踐者的傾向性與傾斜程度的不同,因為強調方面的不同,有所突出方面的不同,筆下的譯文也就會有不同的狀況、不同的局面。這種情況正如政治領域中一樣,在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家、偉大的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看來,他所創設的三權分立說,是對政治模式最理想的構設與表述,但三者一分列,歷史的搬演者對某一方面稍有傾斜、稍有側重,便可以造就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兩三百年來的世界近代史中,就有不止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曾上演過這樣的“歷史劇目”。翻譯工作,特別是文學翻譯工作,要把一個完美的文學作品變為另一種語言表述完美的文學作品,在生活內容、事實情節、思想內容、精神境界、語言藝術、結構形式、感情傾向、風格風采、風格意趣等這些方面又都要與原著相同、相似的另一部文學作品,成為與原著原作至少是相似、足以般配的藝術品,這樣一個藝術創作的過程,是譯者各方面的認識能力,兩種語言的水平,藝術美感與構思技巧,語言修辭功力,等等各種學識、各種能力、全部的智慧熔于一爐,而進行高度一體化、高度協調、高度配合,付出艱苦智力勞動的結果,很難設想一個譯者先以“信”的標準譯出第一稿,再以“達”的要求來譯第二稿,最后再以“雅”為目的譯就自己的文本,而對于一個譯本也很難把三個并列的標準分別加以衡量,如果在翻譯中對三個并列的原則與標準,哪怕只作一點傾斜,一個譯本的整體面貌、精神實質、情節結構、語言修辭、風格面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三原則并列作為一種譯道,作為一種譯說,有一定局限性的根本癥結所在。實際上,在我們中國這種情況就發生了。

這種局限,這種可能,因為魯迅的出現,而成為了歷史事實,眾所周知,魯迅在中國的30年代提出了“硬譯”的主張,魯迅主張的“硬”達到了極致的程度,故又被稱為“直譯”或“死譯”,具體來說,就是必須按照原著原文的語言一絲不茍的句句照辦,字字照搬,難怪有的批評家認為,他這種堅持達到偏執、不理性的程度。魯迅是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精神文化高地,我國的魯迅學是文學研究中一個正統的重點學科,魯迅學的著名學者專家比肩而立,我對魯迅沒有什么研究,一直沒搞清魯迅提出直譯學,并堅持到這種程度的原因與來由何在?且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向魯迅學界的專家學者們請教。

眾所周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魯迅一直被視為“貳臣”或“逆子”,處于被圍剿被打擊的地位,他的“直、硬譯論”又遭到文壇上自由派傾向的著名學者梁宗岱、林語堂等人的公開反對,其影響自然大打折扣,但到了1949年以后,魯迅在國內的地位大不一樣,他的思想觀點與著述言論被當作了經典,具有權威的地位,不言而喻,他的“直譯”說,對于翻譯之道,對于文學翻譯實踐會有多大的影響。首先,它在實踐上使原來的翻譯“信達雅”這一經典原則大大變了味,不僅改變了“信”、“達”、“雅”三者并列的關系,大大地向“信”傾斜,實際上使“信”開始居于前提的絕對領先、絕對重要的地位,這是文學理論翻譯指導思想上的變化;其次,一個重要問題是,任何一種理論學說都要有受眾,有成規模的力行者與實踐者,在這一點上,“信”字大旗下,信從“直譯”說,或傾向于直譯說的隊伍顯然要壯大得多,這是因為在這個時期,從事文學翻譯事業的年齡略長者的翻譯者,都已經成為了國家學術文化事業機構的工作者,置身于黨與國家領導的體制之內,對于黨與國家關于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諸政策與指導思想諸原則都持信從的態度,并努力學習實踐。

第三階段: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國翻譯事業的第三個時期。這是它的一個“滄海桑田”的階段,紛繁多元,復雜而不豐富,曲折坎坷,甚至經歷了大災大難,劫后余生,僅存一絲元氣。其根本原因皆在于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路線使過去一時期翻譯事業得以延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事路線,使國內翻譯文化事業基本上也仿效了蘇聯。蘇聯對歐美傳統古典文學藝術是采取馬克思恩格斯式的認可,允許甚至贊揚的立場,使過去時期對傳統的世界名著譯介工作仍能如常進行,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潘家洵譯易卜生,李健吾譯莫里哀,楊絳譯吉爾·布拉斯,朱生豪、卞之琳、吳興華、孫大雨、方平譯莎士比亞,羅大岡譯《波斯人信札》,傅雷譯巴爾扎克等,其中不止一位翻譯家都在國家研究工作單位供職,他們的翻譯項目得到國家正式學術機構的支持和重視,他們都獻出了優秀的“信達雅”式的譯本,并得到了出版,這些高水平質量的譯作,理所當然是新中國建立后翻譯文化工作的突出業績,是中華民族文庫中的瑰寶。

至于對西方20世紀的學術文化與文學,蘇聯奉行日丹諾夫的論斷,一直采取徹底否定、嚴厲批判、完全禁止引進的立場,中國在“向老大哥蘇聯學習”的政策方針下,也采取日丹諾夫的態度,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學者、翻譯家、理論批評家,公開對日丹諾夫論斷提出質疑,才結束了這一極左的僵化的論斷,才譜寫出對西方現代優秀學術文化研究與譯介引進的新一章,其標志就是1978年由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先生主持的外國文學研究翻譯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廣州),筆者參加了這次文化學術盛會,對此深感榮幸!

“一邊倒”的理論思想、政治外交的方針,自然而然使得豐富的俄羅斯的傳統學術文化的成就成果大量譯介到中國,攻讀俄羅斯語言文學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中新的重點方向,朱光潛、錢學熙、王智量、錢中文等,都曾改學俄文,兼搞俄文翻譯,并作出了豐碩厚實的成果,如錢中文轉修俄語后,經過長期的努力,翻譯并主編了俄羅斯大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全集,實為建國后文學理論翻譯的一大功臣。王智量譯出了《貴族之家》《前夜》《奧涅金》等俄羅斯文學中的巨著與名作。顯然這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翻譯名著的“文庫”。當然,俄國十月革命后,當代正統主流的作家作品,被介紹翻譯、引進出版的更是難以數計,阿·托爾斯泰、法捷耶夫、西蒙諾夫、高爾基、肖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成為了新中國新一代青年人熟知的世界名著,《毀滅》《青年近衛軍》《日日夜夜》《卓雅與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所有這些蘇聯當代的優秀作品在中國高校的講壇上成為了新的世界文學經典,進入了世界經典名著的行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為時髦革命青年樂唱的歌曲,所有這些都充實、擴大了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此外其他國家一些置身于“社會主義陣營”的二三流作家、“文化活動家”以及與文化沾一點邊的“進步人士”,也都以作家的身份,藉著這一股東風進入了新中國,也出版了作品,擁有了讀者,一時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在中國留下了一大片色彩斑斕的文化圖景。這在中國20世紀的文化史上構成了相當獨特的一頁。

此后,國內左的政治路線愈演愈烈,不久終于導致了1966年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激烈的政治風暴席卷全國,歷史文化傳統,學術文化機構,文化教育建制與文物圖書收藏,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到1978年這場浩劫過去,中國幾乎成為了一個文化沙漠。直到改革開放,解放區的天才又成為“明朗的天”,而開放改革的序幕一拉開,翻譯文化領域就上演了對日丹諾夫的揭竿而起,此后,中國的文學翻譯事業順利地開始了一個全面發展、多元繁榮的新一章。

全面發展,首先在于對世界文化學術的視野更為擴大,譯介對象已不限于文學學術強國大國,而遍及到了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小國家,甚至偏遠、鮮為人知的地域。其次,這個時期特別令人矚目的是,翻譯文化事業,沖出了過去長時期限于只譯世界傳統的古典文學的人為局限,而對進入了過去被劃為禁區的歐美西方20世紀文學,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國書店中,西方資本時代的名著巨制與東方社會主義的新興文學代表作和諧共處,交相并存,互相輝映。古希臘的《俄狄普斯王》、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高爾基的《母親》、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排列于同一個書架,各種人性悲劇同時上演,莫泊桑、契訶夫、馬克·吐溫、歐·亨利聚濟一堂,各展短篇小說的藝術,雨果的《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各展時代的宏偉畫卷……不同時代的歌者、詩人,從古希臘的荷馬,品達,直到中世紀的但丁,人文主義以至人文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歌德、席勒、海涅、拜倫、雪萊、雨果、波德萊爾……組成了人類的歷史大合唱,中國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聆聽群體。

開辟新的譯介領域

從我國的學術文化翻譯事業的發展道路來看,嚴復、林紓的翻譯學說,作為一個理論形態,不僅以其學理的全面性、準確性與它對于文學翻譯這一種實踐活動的確切指導性與可行性,開創了一個文學翻譯事業的大發展,翻譯佳品實績大豐收的時期,一些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受到了熏陶,并在文學創作實踐中已有所作為與業績的、有廣泛影響的優秀文學青年,許多人都參加了文化與學術翻譯的實踐,如胡適、巴金、魯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李健吾、陳占元、傅雷、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楊絳、聞家駟、朱生豪、盛澄華、耿濟之、曹靖華、草嬰等等……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涌出來的文學才俊,其文化功底,學識底蘊,情趣品位、鑒賞格調,使他們眼光獨具,慧眼識珠,既選中了莎士比亞、巴爾扎克、伏爾泰、莫里哀、盧梭等大師與那些在文學史上燦爛發光的名著,又沒有遺露掉那些思想傾向各異、風格獨特、才情另類的作家們,如象征派瓦勒里、紀德等等,作為自己譯介的對象,而他們自己的文學功底、學識素養、情趣靈智、文筆修煉與語言修辭技巧,則使他們面對外國語言文本,完全能應付如裕,將它變為本國語言的文本,其中不少都是我國翻譯史上信達雅的佳品,如傅雷、李健吾、朱生豪、梁宗岱、傅東華、楊絳等的譯作,這些譯作、譯品,通過出版社進入書店、圖書館,在中國形成了一次外國文學作品在中國初期大普及,我們出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代人,就是讀這些書長大的。

凡此種種,從開放改革時代起,中國人才得以遍嘗人類各時代、各流派、各種精神佳肴的品味,得以暢飲了世界各民族所創釀的優秀精神文化的“美酒”,總算開始理解了法國人文主義大師拉伯雷所提出的口號:“痛飲吧!痛飲吧!”是怎么回事,其內容與意義何在。

不僅引進的品種應有盡有,范圍無所不包,而譯介引進的規模,也達到“現代文化大國”譯介事業的高水平高標準,譯介的對象與項目數量動輒大型文叢與全集,如《莎士比亞全集》《巴爾扎克全集》《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家精選集》《世界文學名著名譯叢書》《世界詩歌選集》《雨果文集》《世界文學流派作品選》《世界心理小說名著學》《薩特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托爾斯泰全集》等大型叢書,少則十來卷,多則七八十卷,甚至達100卷。中國翻譯文化工作規模之巨,業量之大,在20世紀世界范圍里,無疑占有先進地位,在文化學術的引進上,在與世紀學術文化接軌的齊全上,實堪稱為一“翻譯文化大國”,中國的這一個宏偉的進程,可以說是從五四之后開始,基本上完成于20世紀開放改革的“新時期”以至今日。

我之所以把五四之后視為這宏偉進程的開始,是因為這一個進程中雖然包括三個不同階段,即從五四到新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前期與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及現今的新時代,但起重要作用,留下了厚重業績的,都是“五四”這一代人,從年長些的胡適、魯迅、巴金、潘家洵、羅念生、馮至、冰心到稍后的李健吾、錢鍾書、傅雷、卞之琳、楊絳、羅大岡等等,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優秀“畢業生”,為中華民族的譯介翻譯事業開辟了“全面開花”的局面。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們仍在繼續工作,仍在辛勤創造中國文學翻譯事業的新業績,成為譯界的模范與樣品。他們就像歷史時代的穿線人,以他們的文學翻譯活動與佳作上品,把這三個時期中國的文學翻譯事業串聯起來,渾然一體,而他們串聯歷史的那根紅線,就是“信達雅”的學理學說。他們是中國宏偉的文學翻譯事業最大的功臣。

還應該注意到,這一代在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及至現今,幾乎全都在高等學校里執教過,他們培育并影響了年輕一代外國語言文學工作者,形成了一支蔚為壯觀的文學翻譯隊伍,這年輕的一代生力軍造就了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文學翻譯事業的巨大輝煌,奠定了中國作為優秀精神文化的引進大國,明顯地在世界各國各民族之林中,居于先進的地位。

這一代新人,基本上都是新中國的“兒子”,都出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基本上與共和國的歷程同步。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正是新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院系調整之后的“向科學進軍”的“學業黃金期”,文化學習熱潮正席卷全國,這一代人得以在“高校改革”之后的“黃金期”完成了高等教育,他們幸運地成為了高校改革之后的新教育體制的受惠者。實事求是地說,在人文學科方面,新中國初期的新教育體制既繼承了自由資本主義人文主義的文化傳統,又植入了蘇式社會主義的教育原則與精神,兼容并蓄,自有其特定的效能與優勢,而在課堂上傳道授業的則有很多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當年的精英,我自己1953年入學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時,系主任馮至就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他曾被魯迅評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名列于該系教授名單中的潘家洵、錢鍾書、李健吾、卞之琳、趙蘿蕤、吳達元、陳占元、鮑文蔚、楊周翰、李斌寧、張若谷、盛澄華、田德望、楊絳等,無一不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所大學校畢業的名士才俊。其他重要高校亦皆如此,如許國璋、王佐良在北外,梁宗岱在中山大學,何如在南京大學,管震湖在二外等等。正是在這具有二元優勢的教育體制與一代名師的培育下,才得以涌現了新一代的翻譯才俊,其陣容之強之眾幾乎可以說超越了過去時代,稍前的有許淵沖、王道乾、徐知免、林青、徐繼曾,稍后的有郝運、桂裕芳、高莽、葉汝漣、程曾厚、馬振騁、李玉民、夏玟、袁樹仁、施康強、王文融、張光堯、鄭克魯、馮漢津、屠岸、綠原、葉廷芳、張玉書、高中甫、余匡復、韓耀成、張黎、范大燦、安書祉、陳恕林、寧瑛、樊修章、張英倫、傅惟慈、施咸榮、董樂山、李文俊、董鼎山、李平漚、王智量、董衡巽、文美惠、陳筱卿、許鈞以及柳鳴九、張英倫、羅芃、郭宏安、金志平、譚立德、吳岳添、周克希、張秋紅等等。正是這一代人譯制出了《巴爾扎克全集》《盧梭全集》《蒙田全集》《雨果文集》《薩特全集》《加繆全集》以及70卷《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100卷《外國名著名譯》、80卷《外國名家精選書系》。

正是他們把對世界各國文學的發展歷程纂寫出一部部學術性的文學史論,如多卷本《法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德國文學史》《俄國文學史》《英國文學史》,兩卷本《美國文學史》《意大利文學史》以及《日本文學史》《印度文學史》《阿拉伯文學史》等等,全面敘述描繪了中國人所認識的世界文學的圖景與科學的評價。

正是他們在翻譯領域各顯其能,各展其才,貢獻出了個性化的業績與精品,如法語譯家李玉民以一己之力獻出了數千萬字文筆行云流水的翻譯佳品,其質直追傅雷,其篇幅總量則超過了他的這位前輩、翻譯巨匠。又如,施康強以明清話本的語言模式與之風成功地譯出了巴爾扎克一另類妙作《都蘭趣話》,為“化境說”譯理提供了出色的樣本,甚至說是“準范例”亦未嘗不可。

又如,羅新璋以典雅、精雕細琢的漢語譯司湯達的名著《紅與黑》,使廣大讀者“悅讀”的要求得到滿足,而獲得了“最優秀譯本”之譽。

也正是這一代人把素有“難懂如天書”的世界文學巨著一一都譯為上佳譯本,如蕭乾、文潔若譯出《尤里西斯》,桂裕芳、袁樹仁、李恒基等譯出《追憶似水年華》、李文俊譯出福克納的名著等等。

也正是這一代人完成了數千百萬字的關于外國文學資料編纂、整理綜合注釋的文獻、資料積累說明、論述評論的文本資料積累工作,有作家全集,有流派全集,有資料叢刊,有作品選等等,其中都有學術性的含金量,有史家的廣博學識,有選家的獨特視角,以及有思想家的取舍智慧。

正是這強力的一代,開辟了新的譯界領域,填補了空白,作出了重要的建樹。例如,呂同六之于意大利文學,例如拉美文學界的陳光孚、朱景冬、林一安等,都有重要的譯作問世,把影響巨大的“拉美文學大爆炸”完整地引進到中國,使得中國不少的文學創作者感受到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新穎與魅力。

也是這強力的一代,對翻譯理論作了更進一步研究,對中國歷史悠久的翻譯理論發展史的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編纂,羅新璋在此方面功不可沒,他的“翻譯評論集”就是他所獻出的一枚碩果。

正因為這強力的一代,進行了如此廣泛的文學翻譯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又對翻譯理論的發展進行深入的鉆研與思考。而他們作為“后來人”,后繼者,也得以通觀了中國翻譯文化從嚴復、林琴南時代直到今日巨大繁榮的整個歷程,見證過這一歷程中的經驗教訓,總結了自己的心得體會,反思了自己的得失,終于思想漸漸匯聚于錢鍾書先生的“化境說”的譯道至理之前,有了“化境說”的共同理想、共同確認、共同努力目標。

而今,這一代人也都進入了耄耋之年,他們完成了他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做到不負師教,不辱師命,基本上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可謂之為“強力一代人”。正是他們之中越來越多的人,從長期的實踐與探索中,發現了錢鍾書先生的“化境說”的合理性、深刻性,便跨進一步,將此說奉為譯道之至理,開始在自己的實踐中作了一些探索,努力向“化境”高峰攀登,并已創作出了特殊的范例,如施康強所譯的巴爾扎克《都蘭趣話》就是,如今中國文學翻譯隨著《化境文庫》第一輯與《化境論文集》的出版,而進入了“化境”時代,此路雖然艱難,距目的地還很遙遠,“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成為新一代翻譯工作者的任務。此路確乃一“畏途”,但前景將是光明的。新希望、新譯道、中國文學翻譯事業新探索、新一代學子、新才俊名家,將給中國文學翻譯事業帶來美好的春天。

外國文學領域當今一批最為優秀的學者、翻譯家中的40余位名士才俊,與果麥通力合作,搭建起“譯道化境論壇”,推出了《化境文庫》第一輯,遴選出了十余種優秀的譯作作為化境譯道的例作。這次重大的學術活動清晰的表明化境說譯道并非“信達雅”經典三字經的顛覆與否定,而是“信達雅”承續與深化,不是對“信達雅”的徹底改造,而是對“信達雅”的補充與完善,它把“信”“達”“雅 ”三原則分立并列發展為三原則的融于一體,它追求的是譯品各種優質的統一境界,是各種美質的和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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