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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批評的尊嚴和激情
來源:《雨花》 | 時間:2019年08月08日

文/張學昕

在經歷一段時光,或哪怕是在一天的喧囂過后靜下來的時候,我經常會對自己發出一連串的疑問:我們究竟正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或力量主宰和影響著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對于一個與文學存在密切關系的人,無論是作家、詩人還是批評家,如何才能更好地通過自己的文字,判斷、呈現這個世界豐富的面貌和真相?文學寫作的使命是什么?文學批評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在激發我們的寫作與批評?

我知道,這是一些幾近于古老的話題,我可能無力回答這其中的許多問題,但我可以坦言,激發我文學批評寫作的激情,是對人、事物、世界乃至具象的天地時空的敬畏,對存在的不懈地追問。我相信,每一位真正寫作者的內心,都一定蕩漾著這種樸素而執著的情懷。敬畏之心,虔誠之意,對美好事物的追尋,應該是一個作家、批評家最重要的精神品質。

我不得不承認,多年以來,在我對文學的持續不斷的閱讀中,那些堅硬或柔軟的文字,很多時候不僅沒有緩解我內心與現實的某種齟齬和沖突,鑄造起我內心的強大,反而愈發加劇了我對存在的更多的焦慮、壓力和緊張。我想,這種焦慮和緊張源自多方面的原因,一則是我對文字過于輕率的理解,對存在世界的把握不夠從容灑脫,二則也源于我精神內涵的種種匱乏,以及對不朽事物或境界的向往和渴望。這是我更為眷戀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真正理由,也恰恰是我所恐懼的一點。因為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敘述文本,更是那些文字背后所蘊藏的復雜文化和艱澀、迷亂的現實生活。我甚至深深地懷疑:我的批評文字作為個體世界的情感呈現和自我生命的載體,對社會生活和更多的“他者”又意味著什么?我的所謂對文學的“獨語”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因此,我也會常常在閱讀和批評中不斷地、惴惴不安地追問和反省自己有關批評文字的倫理。

我漸漸清楚的是,文學、文學批評都是心靈對整個外部世界和存在的一種精神性的秘密到達。它是心靈從生活現場到寫作現場的一次沒有任何表演性質的勇敢穿越,這時的寫作,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自我的原生態的復現,而是心靈對存在的拓展和豐富,是對世界的耐心傾聽和對內在自我的尋找。這時的“批評”,與閱讀一道,源出于文本,更依賴于生活,是擺脫任何功利和庸俗枷鎖的一次次遠行,是一個心靈道場和充滿激情的狂歡儀式,是精神對事物的某種到達。這時的文學批評寫作,心靈完全沉浸在語詞的密林里,彌散出激烈和吶喊、寬柔及沉寂、疼痛與撫摸,暗示著寫作者內心的美妙風景和百感交集,超越于文本之外,到達于生命本身。

實在地講,我從不敢對文學有太多的奢望。我覺得更不要讓文學、文學批評有太多的文學之外的負累。文學批評雖然不能即時性地解決我們現實的、個人的尷尬處境,但我堅信,文學會建立大于一切物質存在的寬闊和自由,從黑暗而堅硬的存在中磨礪出耀眼的火光,顯示出她的神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她既不是擺設也不是附庸,而是前面提到的,是一種到達,我想,對于文學,對于心靈,這已經足夠了。

從心靈出發所能呈現的文學現實,在經歷了歷史、現實世界的風風雨雨之后,必將會重新回到心靈的錨地。無論她有多少負載或承諾,有多少企盼或獲得,有多少期待或無奈,有多少虛幻或夢想,有多少空虛或深刻,我們都會在對文學的心靈闡釋中得到最大的快慰。文學是神圣的,她永遠是一條道路,一條不斷延伸、鋪展開來的道路,讓更多與文學有關的人,穿越表象和某種意志的世界——到達心靈深處。

這種到達,不會被任何外在于文學和心靈的意志指派,它是批評家作為閱讀者和詩人雙重身份的一次經驗快感,是文本的另一次寫作過程,是在精神、理性控制下又為理性力量所不能洞察的隱忍力量的樸素呈現。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文學批評的高貴與尊嚴,并不在于它的權威性,而在于它的寬容、仁慈和激情,在于對人和事物的尊重和敬畏。

可以這樣講,任何時代、任何作家的文學寫作,無不追求以一種獨到的文學敘述表達歷史和現實、人生與世界的存在及其聯系,也就是“說”,作家都在努力以“歷史的”“美學的”呈現,“說”出一個時代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狀態。那么,當我們直接面對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及靈魂狀況的時候,在對世界形而下、形而上的表現和把握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作家如何擺脫和超越以往文學表達、文學想象的局限和傳統藝術模式的束縛、制約,從當下的現實出發,不僅要使自己的文學表達洞穿具體的社會生活表象,直指人類、人性的心靈內蘊,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秘史和現實,做出作家自己的判斷,在呈現和表述中,使敘事文學達到最為理想的境界,以此作為努力追求的方向,而且,還要以內在的力量、蘊含、隱喻和象征,說出一個民族的希望和存在的依據。只有這樣,才能構筑起文學的支配性力量,實現文學自身的文化、歷史和美學價值。這是我對中國作家的期待,對中國文學的祝愿和期待。作為一個追蹤當代文學腳步的觀察者和評論者,我們與作家同處于一個時代,并渴望我們的作家能夠寫下無愧于這個時代的經典。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正處于一個“準備經典”的時代。特別是,中國作家面對復雜開放的國際文化背景和當下中國社會現實,如何堅持文學的本性,選擇文學的表現形式,不斷地探索與尋找一種最契合主體表現個性的形式,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表現作家對生活與時代的人文關懷,并保持文學的審美本性,從個體生命的自我體驗、自我沉醉中擺脫出來,讓自己的文學實踐擴展到對整個民族生活與歷史的審美觀照。同時,還要走出個人狹隘的、絕對的人本困境,走出視藝術為奢侈游戲的“象牙之塔”。因此,我們要處理好功利與審美這個“二律背反”的哲學、文學命題,獲得藝術創造的新的可能性,獲得真正自由的寫作空間,這些,也都將成為我們一代代作家和批評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相信,好的文學批評,都是對作家創造的文本世界“咀華”的過程。以往,我們在讀那些好的文學批評文字時,就常常有這樣“咀華擷英”的美妙感受。從這樣的評論文字和闡釋,可以感受到批評家格外喜歡將自己的意緒、感受和思考,徹底地沉迷在作家及其文本的世界里,與文本中的故事、人物、語言和細節,徜徉一處,執手相看,或同舟共濟,或魚翔淺底,或水中撈月,或翻云覆雨。這樣的批評文字,充滿體悟和感性的伸張,正可謂“隨物婉轉”“與心徘徊”。同時,文字中不乏理性的思辨和精神的沉淀,這樣的文字,有溫度,有力度,有深度,也有個性的氣質和風度,特立獨行,入情入理,一任評論的激情在文本的世界狼奔豕突,云卷云舒。可以說,這樣的評論文字,迥異于西方的“新批評”,或可稱之為“詩性的批評”。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曾提出了作家和作品之間“鏡與燈”的關系,實際上,“鏡與燈”作為一個巨大的文學隱喻,更像是作家和批評家的相遇相知,相互照亮和鼓舞,文學文本和批評文本的精神互文,也是對各自美學品質的技術互證。無疑,這是文學批評的一個路徑和面向,只是多年來,這樣的批評仍像是一股涓涓細流,尚難在當代文學批評中構成大的波瀾和聲勢。難能可貴的是,在批評的世界里,總是有這樣的潺潺溪流,款款地從文學的高地清逸流過,情志相生,不斷地破繭而出,讓我們在這樣的批評文字里,強烈地感受到詩性批評的氣息和活力。

一個作家的文體意識及其對語言、結構的感悟力、理解力,直接決定了一個作家的審美判斷力和表現力。對文體、結構等文學形式力量的探究和美學層面的深度發掘,也是批評家應該重視的面向。當然,這里有很大的天分層面,尤其是文學語言,直接關系到一部作品的價值所在。關于小說語言,汪曾祺先生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話:“我認為小說本來就是語言的藝術,就像繪畫,是線條和色彩的藝術。音樂,是旋律和節奏的藝術。有人說這篇小說不錯,就是語言差點,我認為這話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說這幅畫畫得不錯,就是色彩和線條差一點;這個曲子還可以,就是旋律和節奏差一點這種話不能成立一樣。我認為,語言不好,這個小說肯定不好。關于語言,我認為應該注意它的四種特性:內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動性。”我十分贊同汪曾琪對語言的高度肯定,以及他自己在寫作中的身體力行,其中語言的“四性”,他自己的作品基本都做到了,這也就注定了他小說的基本美學價值取向和文體風貌。語言雖說并不是萬能的,但是,對于一個杰出的作家而言,寫到一定的份兒上,如果沒有語言的凌空蹈虛,沒有典雅或美妙的漢語言寫作才華,即使他講出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和巨大的隱喻、象征,那種表現,恐怕也會令人感到逼仄,感到遺憾。我們不惟語言至上,可是,沒有好的語言,故事和內涵都無法飛翔,就沒有一個絕好的承載。另外,從一定意義上講,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結構,這是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憑借自己的審美判斷力和表現力,將生活通過一種結構呈現出來,這個結構,既是一個承載思想、精神的容器,也是表現存在世界的途徑和方法。實際上,小說的內容和形式是無法割裂的。作家對于形式感的講究或者追求,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尋求一種更確切的表達。無疑,這里面也就必然蘊含著一個作家的美學觀念、人生哲學以及寫作態度,滲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間。作為一個專業讀者或者批評家,我愿意在作家創造的文本結構中,做出自己最切近文本的闡釋,而且,這種闡釋,也一定是對于文本美學價值的發掘、意義的延展。因此,我們的文學批評,一定是美學的批評,文學評論,從語言的維度講,也應該像那些杰出的文學文本一樣,必定是唯美的敘述。

1980 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發生了迅猛的變化,作家的寫作呈現出極大的創造活力,文本的形式感,表現出的文本形態和精神內核,都有許多創造性的元素。而我們的文學批評則顯現出疲憊、乏力的倦態,或者說,面對許多鮮活的作品,顯現出一種闡釋的無力感,愈發缺少創造的活力和理論的自覺。并不是說,一定要先創造一種理論來,再去闡釋文本,而是要在不同的具體文本面前,選擇一種可行的、十分契合文本的方式和方法進入文本。不是用一種理論、理念去撞擊文本,而是要貼著文本走,對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闡釋途徑和審美路數,化用相關的文學理念,并且嘗試突破已有的理念,自覺地敦促自己增強理論創造的勇氣。在這個方面,我始終在嘗試,保持對文本闡釋的活力和激情。所謂“新的理論”只能存在于我們對于不同文本的闡釋之中,通過大量的文學批評實踐,感悟、發現新的理論元素,在若干次嘗試中獲得闡釋、批評的自信以及創造的愉悅。它既可能是西方文論的選擇性化用,也可能是中國古典文論的體悟性滲透。索性就先不去考慮什么“體系”之類的建構吧,批評只要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就是有意義、有審美價值的文學批評。近些年纏繞著我們的,往往是那些很宏觀、十分富于理論感的大問題。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問題”和理論規約,束縛、遮蔽著我們的閱讀,也禁錮了那些我們原本會極其生動的藝術感受。所以,我們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與自己所“掌握”的某些理論進行搏斗,從而在自我更新的道路上,守正創新。

對于文學史,也許它永遠處于一個“重寫”的過程。我們對一個時代文學的認識和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認識和判斷上的調整和重新估價。尤其是,我們一直近距離接觸當代作家的寫作,難免出現“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感覺,缺少心理上、精神上、人文和價值體系方面的沉淀,因而重新認識,重新考量,重新解讀,都是正常的現象。因此,這也就給現、當代文學研究增添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和可能性,使得我們在一種新的視域下考察文學的品質和價值。

其實,一個作家,或者一個批評家,他對于世界和生活的影響,就在于用心去探究人類的命運,使這個世界更富有人性,從生存和精神兩個層面,使我們的存在更加接近人類的理想狀態。作家和批評家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才會發現和洞悉存在世界的諸多問題以及他們的種種不滿意,并通過自己的文字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精神空間,創造高于現實和功利的心靈史和精神史。雖然我不知道,文學及其相關的文字,最終與這樣一類宏闊的目標到底有多遠的距離,但我愈發清楚,寫作與批評都是一種責任,一種使命,一種信仰,也許,它還是一種精神的宿命。因此,在面對這個時代及其生活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從內心出發,從尊重每一位生命的存在意義、價值和方式出發,從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出發,抵達一種真、善、美的境界,只有這樣,文學寫作、文學批評才不僅僅是一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表現,而更加是一種對現實和心靈的培育和建設,是對平庸和低俗現實的超越。那么,這個文學批評寫作的過程,就會是一個批評家對生活、對作家出色寫作的雙重致敬,是對文學批評寫作尊嚴的堅守。當然,這一定也是一個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切實地構成了人類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有關生命及其未來的光榮與夢想!我們確實無法否認文學本身的自由與神圣。

1990年代后的中國現實很有分量,一個作家及其文本如何能夠不辜負現實,不辜負歷史,不辜負人民,是極其不容易的。作家惟有不辜負當代中國的現實,努力發掘一個民族和時代生活的變化及走向,讓大時代、大歷史深刻地卷入自己個人生活和內心,在一個人的內心,在自己語言的血液里,探測歷史的深度,惟此,才有可能寫出最偉大的作品。文學批評的責任和使命,也因而顯得更加重要和沉重。

本文刊于《雨花》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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