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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通俗文學:
市場需求與人文關懷的融合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8月28日

  文/楊曉林 湯哲聲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起步于清末民初的“小說界革命”。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重詩文輕小說的文學觀念,將小說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盡管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小說的性質和特點的看法并不統一,但這并不妨礙小說在中國社會中地位的大幅提升。現代通俗文學正是產生于此背景之中,可以視為“梁啟超式新文學”。魯迅式新文學是由西方移植而來的,而梁啟超式新文學則是在中國本土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改良體。換言之,這種改良體是將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元素及傳統文學的創作技巧作為接受場,對國門打開后進入的西方文學技巧進行吸納與融合。這就是與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最重要的差異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雖然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通俗文學均隨著社會和時代風潮的變化而變化。從題材單一到豐富多彩,是70年通俗文學創作的基本狀態;從境外到境內,是70年通俗文學發展的基本歷程。市場經濟是通俗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直接決定了通俗文學的浮沉與盛衰。通俗文學包蘊著獨具價值的現代生存狀態的人文關懷和情感撫慰,市場和閱讀的需求促使著通俗文學創作題材和風格的轉換。同時,通俗文學與大眾媒體有著密切的關系,主流大眾媒體的轉型升級劃定了通俗文學發展的階段性和變化的表現形態。

  一、港臺地區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各呈特色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大陸的通俗文學創作也就是一些反特小說和少兒科普小說,它們的存在主要是與鞏固政權和社會現代化的需要有關。如果以通俗文學的美學要素論,通俗文學的創作方法在當時流行的“紅色經典”之中卻有著比較鮮明的呈現。此時真正表現大眾精神、并具有類型化創作形態的通俗文學實際上出現在港臺地區,以武俠和言情兩大題材的小說為代表。

  1954年和1955年,梁羽生《龍虎斗京華》、金庸《書劍恩仇錄》的接連問世,讓香港武俠小說成功完成歷史性接棒,接續了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三四十年代的“北派武俠”創作熱潮,并將現代武俠小說發展到當代。如果把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概括為偏向傳統的“名士派”,金庸在香港世界性與時尚性交織的文化背景下,對舊式武俠作出了改革性創新。金庸小說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的精神內核,同時又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呈現;擯棄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和俗套的復仇觀念,有著更多現代價值的深度挖掘;融匯現代中外文學的創作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復雜的人物形象;運用各種藝術要素將武術描寫雅致化、美學化、個性化。金庸小說既是武俠小說的創作高峰,其美學追求也是中國小說走向世界的精彩呈現。臺灣作家古龍的武俠小說的創作成就不是初期的模仿學習,而是后期的變革創新。古龍可稱為中國當代武俠小說的革新者。緊隨古龍之后的是香港作家溫瑞安和黃易。

  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都有言情小說的創作群體,代表作家是香港地區的亦舒與臺灣地區的瓊瑤,她們被視作中國港臺地區言情小說創作的雙子星。她們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壇,在之后的數十年間,其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雖然都以言情著稱,兩者的創作風格實際上截然不同。亦舒的小說更多反映了都市中女性的婚戀困境,從小說思想上來說,秉持的是一種更具現代性的獨立觀念,著墨最多、也是她最中意的人物,是憑著一己之力在都市中摸爬滾打,最終獲得一席之地的中產階級女性,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流金歲月》中的蔣南孫,《我們不是天使》中的丘晴等。亦舒小說人物大多生活在都市,思想觀念具有現代化的特色,與之匹配的語言風格簡潔、凝練,有著現代人的機智感。瓊瑤小說的古典文化氛圍濃郁,常常用古詩詞為小說、小說主人公命名,并不時穿插于行文之中,配合夕陽、垂柳、星云、霧靄等古典情景營造出含蓄典雅的古典詩意,與其作品中的生死相許的純潔愛情相應和,形成瓊瑤式的唯美純情風格。

  港臺地區之所以先于大陸出現通俗小說的勃興,是由于其早于大陸進入工業社會階段,強勁的市場經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促使了大眾文化的繁榮與市場運作的活躍,以工薪階層為主的現代都市閱讀群體需要工作之余的休閑娛樂,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的“俠骨”與“柔情”也恰到好處地滿足了世俗生活中凡人的英雄向往與純愛憧憬。

  二、90年代社會小說、大陸新武俠和歷史小說的三足鼎立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步伐,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的通俗文學進入復蘇階段。復蘇階段的中國通俗文學基本上是現代通俗文學的翻印或者改寫,例如根據王度廬小說《臥虎藏龍》改寫的小說《玉嬌龍》就很流行。中國通俗文學進入繁榮時期是上世紀90年代。

  通俗文學有著反映社會熱點、追逐社會熱點的特點。上世紀90年代社會小說的創作與中國社會脈搏一起跳動。首先登上文壇的是域外小說。1991年出版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與1992年出版的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都產生過廣泛影響。兩部小說的價值觀念雖有不同,寫中外文化的沖突也各有所長,卻都昭示著中國與世界接軌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價值的現實思考。另一個表現社會熱點的小說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官場小說。此時的官場小說大致上分三類:一是黨和人民對官場中腐敗分子的清除,代表作品有周梅森的《人間正道》和《中國制造》;二是邪不壓正,盡管腐敗分子一時得逞,但是在黨的領導下,正義之劍必然刺破邪惡之網,代表作品有張平的《抉擇》、陸天明的《大雪無痕》;三是寫體制中個人價值實現的苦悶、焦慮和追求,代表作品有王躍文的《國畫》、閻真的《滄浪之水》等。官場小說實際上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如何保持正義性的文學想象和思考,滿足的是百姓對神秘官場的好奇以及“正義必勝”的審美期待。與當時精英文學追求的拒絕崇高、瑣碎紀實的“新寫實主義”小說相比較,官場小說有著直面體制、思考重大問題的社會價值,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一直受到閱讀群體的青睞。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陸新武俠的集體現身是通俗文學的一個引人矚目的創作現象,而這一現象的出現與上世紀80年代金庸、梁羽生小說的流行及其影視劇的熱映有很大關系。毫不夸張地說,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及其影視劇陪伴著一代人的成長,其中的佼佼者就成了大陸新武俠的主要創作者。滄月、鳳歌、小椴、沈瓔瓔、步非煙等是其代表作家,他們活躍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期。《今古傳奇·武俠版》是他們最初發表小說的主要陣地,所以他們的作品以中短篇居多,長篇少見,超長篇更是沒有。相比后期追求奇崛的網絡作家,這批作家的寫作方式較為傳統,大多是受了金、梁、古、溫、黃的影響(如鳳歌的《昆侖》隨處可見金庸的影子),但由于他們的創作過程中正是中國社會與世界接軌時期,他們的小說有著很明顯的世界現代流行文化的痕跡。何謂俠?他們雖然各自的解釋不同,幾乎都對傳統武俠小說中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理念提出了疑問。何謂人生價值?建功立業、社會進取自不可少,獨立人格、逍遙快樂未曾不可。何謂信仰?中國傳統文化固然是根底,東西方文化融合造就繽紛多彩人生也是一種活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新武俠中女子武俠的大量出現,打破了以往武俠小說男性作者、男性英雄一統天下的局面,少女情懷為武俠小說蒙上了情愛書寫的柔美面紗。

  1949年之后中國的歷史小說的創作并不繁榮,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從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到1999年第五卷出版,《李自成》的每一卷都打上了很深的時代烙印。中國歷史小說創作的繁榮期是1985年以后。如果將1985年以后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潮大致上分成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話,此時的歷史小說幾乎是“合拍”而行,在每一個文化層面都留下了痕跡。最能體現大眾文化形態的歷史小說是凌力的《少年天子》《傾國傾城》《晨鐘暮鼓》,它們合稱為“百年輝煌”系列。二月河(凌解放)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它們合稱為“落霞三部曲”。這一層面的歷史小說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歷代皇室背后的勾心斗角和悲歡離合,最受影視劇的青睞,影響也最大。最能體現商業文化的歷史小說是臺灣作家高陽創作的《胡雪巖全傳》。高陽大約創作了近80部歷史小說,《胡雪巖全傳》被人們推崇,是因為它迎合了當下社會的商業大潮和人們的商業思維。這部小說詮釋了中國商業文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中國怎樣做商人以及商人的地位究竟如何。具有精英文化意識的標志性歷史小說是唐浩明的《曾國藩》和劉斯奮的《白門柳》。兩部小說均是寫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的政治得失以及展示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堅守的痛苦和執著。歷史小說的創作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是很受讀者關注的小說文類。從晚清梁啟超主編《新小說》開始,就要求歷史小說具有啟蒙民眾的社會意識。要啟蒙民眾,歷史小說的寫作就要通古達今。當下中國,不同文化背景創作下的歷史小說,價值取向自然有所不同,學術界也有不同評價。不過,它們都做到了通古達今。

  三、新類型小說的社會性寫實與網絡小說的虛幻性訴求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通俗文學創作發生了很大變化,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傳統的類型小說逐漸地淡化退出通俗小說的創作主流,新類型小說逐步成為通俗小說的創作主體,其中軍旅小說、生態小說、青春小說、婚戀小說、科幻小說最引人注目。軍旅小說的代表作有:都梁的《亮劍》、石鐘山的軍旅系列小說、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麥家的《解密》《暗算》《風聲》等。生態小說的代表作有: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青春小說的代表作有:韓寒的《三重門》、郭敬明的《幻城》,張悅然的《櫻桃之遠》,春樹的《北京娃娃》、李傻傻的《紅X》等。其中韓寒最具有代表性。婚戀小說的代表作有:虹影的《K》、王海鸰的《牽手》《中國式離婚》和《新結婚時代》、六六的《王貴與安娜》《雙面膠》《蝸居》《心術》等。科幻小說代表作有:劉慈欣的《三體》、王晉康的《蟻生》、韓松的《高鐵》《地鐵》等。這些小說是跟隨著中國時代變化和社會關注點轉型增添出的故事題材,是社會生活發展引領而來的通俗小說創作的新領域。另外,作為大眾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通俗小說與影視藝術和各種新媒體有著更多地交融,通俗小說的美學特征在這些小說中有著新的呈現。正因為如此,它們是當下中國最流行的通俗小說。

  網絡小說是當下中國閱讀量最大、讀者最多的文學類型。網絡小說是指以網絡作為創作現場的原創作品。網絡小說是文學,也是一種信息,只不過是具有文學色彩的信息。因此網絡小說的批評既需要文學的視野,也需要網絡的角度。

  1991年第4期全球第一家華文電子周刊《華夏文摘》發表的少君的《奮斗與平等》,據說是現今能找到的最早的中文網絡小說。引發中國大陸網絡小說創作的是臺灣作家蔡智恒(痞子蔡)1998年出版的網絡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跨世紀以后,中國的網絡小說發展迅速,擁有大量的讀者,如果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就會產生更大影響。

  從故事角度分析,網絡小說是中國現當代通俗小說的延續和美學拓展。玄幻小說可看作武俠小說和神魔小說的結合體,代表作有蕭逸的《飄渺之旅》、蕭鼎的《誅仙》。懸疑小說可看作偵探小說和推理小說的結合體,代表作有蔡駿的《第十九層地獄》、那多的《那多靈異筆記》。張恨水、瓊瑤式的言情浪漫,網絡小說將其繼承了下來,然而,它們已不是道德的評判指標或者是人生終極理想,而只是作為一種青春的線索存在于個人情感的抒發和人生目標的追求中。網絡小說將其稱之為青春小說,代表作有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歷史環境、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網絡歷史小說將其延續了下來,但是,歷史的真實,這個曾經被歷史小說視作生命的元素卻被網絡歷史小說摒棄了。小說的主人公是從當代社會穿越到古代社會,不僅具有當代人的眼光、當代人的觀念、當代人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或她)還知道歷史發展的趨勢,他(或她)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歷史只是成為了他(或她)發揮自我才情的背景,是當代生活的參照系,成為小說的主要引睛處,歷史是否真實并不重要。正因為如此,網絡歷史小說有穿越小說,也有架空歷史小說,代表作有金子的《夢回大清》、桐華的《步步驚心》。傳統社會小說中的社會黑暗的揭露在網絡社會小說中繼續進行著,不過,那些社會黑暗的揭露很少與社會批判結合起來,而是被視作一種社會常態,視作社會生存和發展的規則。受制于這些規則并有深刻的認識,利用這些規則并取得上位,就成為網絡社會小說人物成長、成熟以及情節設置的基本思路。例如李可《杜拉拉升職記》、趙趕驢《趙趕驢電梯奇遇記》。網絡上的后宮小說在傳統的通俗小說的譜系中被稱為宮闈小說,只不過宮闈小說中的那些韻事和丑聞的描述已經被演化成為競爭手段和欲望表達。網絡上的盜墓小說在傳統通俗小說中屬于黑幕小說,黑幕小說中將盜墓作為不恥的行為揭露之,盜墓小說看中的是過程,并設置為傳奇的故事情節,代表作有流瀲紫的《后宮·甄嬛傳》、天下霸唱的《鬼吹燈》、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等。

  網絡小說有著平民化、草根化的社會情緒。這些思想情緒雖然很雜亂,卻都具有反傳統、反常態、反權威的傾向,常常是非理性化,卻有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特征。在表達方式上常常以一種趣味化、游戲化的網上幽默的形態出現。網絡不僅僅是網絡小說思想情緒和傳播渠道,也是制造網絡小說思想情緒的合謀者。它不僅使得網絡小說的思想情緒變成了一種文類的特征,也使得網絡小說的思想情緒在鏈接中漫延開來,在反復的眼球轟炸中厚重起來,終而成為了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想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小說同樣是一種社會訴求,只不過這種訴求具有虛擬性。

  結語

  從明代馮夢龍到鴛鴦蝴蝶派,再到當下的網絡小說,通俗文學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大眾文化文學鏈。從傳統延續而來,縱觀70年來通俗文學的發展,其總體特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小說形式的多樣化、媒體互動常態化,它們使得通俗文學具有了當代特色。

  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通俗文學一直以來雖以暢銷稱雄于市場,但經典作品的產出量并不大,以武俠小說為例,后金庸時代寫手眾多,卻無超越金庸小說品質的佳作,這也暴露出從流行到經典,通俗文學要走的路還很長,而這也是通俗文學繼續發展下去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如何在保持大眾性的同時提升文學性,拓展文本的精神深度,以承載更多的傳統及現代文化。當然,這大概不僅是通俗文學,也是精英文學經典化的不二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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