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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敬之對新古體詩的探索:未始不是一條新路
來源:文藝報 | 時間:2019年08月30日

  文/吳歡章

  總結近百年來中國詩歌的經驗和教訓,堅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藝術表現的多樣化,是大都能接受的共識。詩體是詩藝的重要載體,究竟建設什么樣的詩體,才能符合現代生活表現和現代人審美要求,這是百年詩歌始終需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歷史課題。為此,廣大詩人一直在進行多樣化的探索。大致說來,有如下幾種歷史的趨勢。一是自由體新詩的探索。五四新詩革命,主張詩體“大解放”,借鑒外國詩歌的詩體,創建了自由體新詩。這種詩體運用現代口語,分行排列,不講平仄押韻,不拘字數整齊,只強調語音的自然旋律和情緒的內在節奏,自由奔放,縱橫馳騁,能較好地表現現代紛繁的生活和現代人復雜的思想感情,逐漸成為現代中國詩歌的主導形式。但它在發展中也派生出自由散漫的弊端,使散文美蛻變為散文化,導致詩意的淡化和喪失。二是格律體新式的探索。為防止和糾正新詩的散漫無章,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以聞一多和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詩人,提出新詩須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論,主張節的整飾,字的均齊、音頓的和諧,以此來建設格律體新詩。在這種詩學理論影響下,曾經產生過不少藝術成果。延續這種詩學脈絡,到50年代詩人何其芳又提出了建立“現代格律詩”的主張,以有規律的韻律來增強詩的節奏性。雖然起起伏伏,但對格律體新詩的理論探索和創作實驗一直后續不絕,近期重慶格律體新詩研究院的成立,就是這種歷史趨向的一個新的例證。三是民歌體新詩的探索。從五四時期起,以劉半農、劉大白為代表的詩人,就強調向民歌學習,嘗試創作了一些帶有民歌風味的新詩。30年代以蒲風和任鈞為代表的詩人,也向民間歌謠學習,創作了不少大眾詩歌。40年代以后,以李季、馬凡陀為代表的詩人,更是有意識地汲取民間詩歌的養料,使民歌體新詩出現了一個繁盛期。這種詩體,運用大眾口語,立句建節押韻都有一定的規律,剛健清新,淺顯明快,產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還有一種是半格律體新詩的探索。這種詩體處于自由體和格律體的中間狀態,雖然每行字數略有參差,但四行一節,雙行押韻,既自由又有所節制,詩人易于掌握,讀者樂于誦讀。半格律新詩在百年新詩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幾乎每個詩人都寫過這種詩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

  從百年各種新詩體的探索看來,詩體在自由和節制之間,構建新詩體乃源于在何種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將自由和節制結合和統一起來。在這方面有著廣闊的創造空間。詩人賀敬之看到了這種可能性,開始思考可否另辟蹊徑創建一種新詩體,以拓展現代詩歌藝術表現的天地。于是擅寫新詩的他,把目光轉向了舊體詩詞。舊體詩詞這種積淀著我國古代詩人豐富藝術智慧的傳統詩體,近百年來并沒有消失,依舊有許多詩人堅持使用這種詩體表現新生活,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而且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以致形成了目前這種與新詩雙峰并峙、二水合流的現代詩歌格局。但是這種詩體格律過嚴,的確不易掌握,弄得不好還容易束縛思想。不過賀敬之也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古典詩歌中有嚴律與寬律之分:“從文學史上看,自唐代近體格律詩形成后,歷代仍有許多名詩人的名作不盡遵律。”(《賀敬之詩書集·自序》)而且他還看到現代有不少寫舊體詩詞的詩人也不盡遵舊律而寫了一些合于寬律的詩,例如魯迅、郭沫若、柳亞子、郁達夫、臧克家、于右任、李叔同、朱德、陳毅、陶行知、范光陵等等。于是賀敬之賡續這一傳統,從1962年開始了新古體詩的理論探索和創作實踐,產生了大量的藝術成果。

  賀敬之新古體詩的顯著成就,是利用古體詩的形式,精練地表現了新生活和新思想新感情,詩意盎然地反映了時代精神。他近年來萍蹤屐影,漫游祖國河山,寫了許多紀游寫景的詩篇。這些作品都不是浮游于自然風景的表層,而是以飽含生活經驗的慧眼,抓取客觀景物的某種特征,開掘出一種寓有真知的藝術境界。一種是由景而獲得某種生活感悟。譬如《游嶗山》:“黃山盡美恐非真,山川各異似才人。嶗山遜君云如海,君無嶗山海上云。”此詩從嶗山與黃山景色長短的對比中,表達了一種生活多樣性的寬廣視野。又如《登武當山》:“七十二峰朝天柱,曾聞一峰獨說不。我登武當看倔峰,背身昂首云橫處。”一峰獨立,正表現了當眾聲喧嘩之際,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境界。還有一種是由景而抒寫某種高尚的品格。你看,詩人再游蘆笛巖,想到的是什么呢?“看盡亂云數盡山,洞天終信在人間。蘆笛聲喚尋者入,逐水桃花自無緣。”這分明是在告訴人們,歷盡劫難真理永存,關鍵是看你有沒有堅定的信仰。我們再來看看他游大理的感受:“此生念念尋大理,心泉終信蝴蝶來。”詩篇巧妙地利用“大理”的諧意和蝴蝶泉的景觀,抒發了一種不懈追求真理、堅信勝利未來的節操。賀敬之的新古體詩還常常在反映現實生活時,利用歷史文化資源,以古鑒今,古為今用,表現出富有歷史感的情思。有時他是捕捉今人與古人的某種契合點,以深化自己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賀敬之在“文革”結束后,從“四人幫”的迫害中解放歸來,得飲家鄉的蘭陵酒,因而聯想到李白詠蘭陵酒的詩章:“我來千年后,與君共此觴。”并進而聯想到李白與自己有著類似的不幸遭遇:“崎嶇憶蜀道,風濤說夜郎。”(《飲蘭陵酒》)這首詩,就是利用異代不同時的兩位詩人的相似命運,深刻揭示了生活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歷史真諦。有時賀敬之又是在現實境遇中,因古人的某種特征而起興,引申出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他來到濟南大明湖和漱玉泉,因而想到宋代兩位詩人:“湖想稼軒北固樓,泉思易安舴艋舟”,他從他們大量詠愁的詞章突發奇想;“惟愿二杰愁寫盡,從今魯歌無隱憂。”這種巧妙的構思,把歷經劫難后對中國的生活愿景表現得具有歷史深度。有時候賀敬之還利用某些地方的歷史掌故,從中開掘出有警示意義的思想內涵,以深化人們對現實的認知。他造訪四川昭化古城,這里是蜀漢興亡的起止處,也是紅四方面軍建立的革命根據地。詩人把這一地域的兩種不同的歷史命運對比鮮明地推到讀者眼前:“南退見降一庸主,北上推倒三座山。”何去何從,自然會引發人們對基于歷史教訓的現實生活發展的深思。我們可以看到,賀敬之這些撫今追昔的詩篇,莫不打下歷史變革時期的印記,比起他以往的新詩創作,對生活的認識有所深化和發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不僅見喜,也要見憂”,增添了一種憂患意識,但雖憂患而初心未改,長志不移,這就使他對現實生活的表現更加有了深度。賀敬之的新古體詩還有一個長處,即便寫的是日常生活,也能化平凡為神奇,在給讀者帶來審美愉悅的同時還能給予讀者思想的啟迪。你看吉林延邊一場老人節的聯想:“長白晚霞變早霞,倒轉花甲成甲花。青春少年邀我舞,征程跟步又出發。”通過舞蹈跳出了青春不老,壯志長存。再請看《茅臺詩會》:“酒都酒節會詩才,緣酒論詩各抒懷。深采民間源泉水,釀出詩中茅臺來。”一場詩酒會,引出文藝源泉論,給人以別樣的啟發。

  我們可以看到,賀敬之的新古體詩,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古典詩歌“感物詠志”的優秀傳統,借物起興,以物作比,抒情言志。他這些詩作,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小我和大我的統一。凡所歌詠,都出自真情實感,表現個人在生活中的獨特感悟,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但由于志存高遠,心中跳動著歷史的脈搏,翻卷著時代的悲歡,因而所感所思又莫不超越一己之范圍而具有普泛的意義。二是景、情、意的有機統一。他所寫之物,皆經過縝密觀察,精心挑選,取其與自己心意相契合的特征,以“物我合一”的藝術方式信筆寫出,因而主觀與客觀諧和無間,有機統一,而無生硬斧鑿之痕。詩以境界為上,賀敬之這些詩作,以個人對生活的獨特感受為基礎,對生活認知有新的發現,對歷史真諦有新的升華,用新穎的方式營造出引人遐想的藝術境界,這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

  在新古體詩的詩體建設上,賀敬之則把傳承和革新融為一體。他的詩作分為齊言詩和雜言詩兩大類。齊言詩大都是五言或七言,字句均齊,大都是四句或八句一首,也有少數超過八句的長歌。這些詩的對句尾字一般都是平仄相對,雙句押韻,一般都押平聲韻(按現代漢語標準語音),而且一韻到底。但是字音卻不拘平仄,對仗也使用靈活,語言力求淺顯,多采用現代口語,新的語言意象隨處可見。這些詩既有格律化的元素,也突破了某些格律的束縛,可謂“寬律”之作。他的雜言詩大多用于篇幅較長的詩作,這類詩字句長短不一,變化靈活,或一韻到底,或隨機換韻,宜于表現胸懷的浩茫,心潮的起伏,如《詠南湖船》《懷海涅》等詩章,類似于古詞中的長調,但并不是按譜填詞,類似于自度曲(詞)之屬。有的雜言詩,則吸收了民間歌謠的表現方式,譬如《訪黛眉山龍潭大峽谷》一詩,全篇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構成詩行,每個詩行各押一韻,清新明快,有濃厚的民歌風韻。可以看出,賀敬之在吸取古典詩歌格律的長處的同時,又旁采博收,熔入了新詩、民歌以至外國詩歌的某些表現元素,用以更好地表現現代生活。

  賀敬之對古典詩歌的藝術智慧采取的是批判繼承的態度,敢于對某些陳規舊法進行大膽的突破。古典詩歌禁忌重句重字,但他卻反其道而用之,用重字重句來濃墨重彩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思。譬如《富春江散歌》中的一則:“西湖波搖連夢寐,千里壯美復壯美。山回水洄少壯回,鷺飛瀑飛壯思飛!”重字猶如重鼓,擂出了壯思與河山齊飛的嘹亮音響。又如《歸后值生日憶此行兩見轉輪藏》一詩:“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說轉輪。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縣民。”字字見紅,淋漓盡致地突出了生死不渝的革命信念。對古人藝習的這種逆襲,顯示了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從賀敬之新古體詩創作中,我感到還存在一個如何用典的問題。我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在中華大地上蘊藏著眾多的歷史典籍、古物遺存和故事傳說,它們已構成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引發詩情詩思的源泉之一。為了增強民族性和歷史感,在表現現實生活的詩歌創作中就不能回避如何運用典故的問題。怎樣科學地對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覺得有兩點應該注意。一是用典不能過多,注釋不能過繁。目前看來,賀敬之的新古體詩的確存在這個問題。用典過多,注釋太繁,容易打斷閱讀的順暢思路,阻礙對詩意的自然感受,從而影響讀者審美的愉悅感和領悟力。二是要慎用典,在非用典不足以深入達其意時,也應盡量活用典故,使其成為詩意構成的有機元素,即使不借助注釋也能順暢閱讀。其實在賀敬之的新古體詩中,這方面的成功例證也不少。譬如《皇甫村懷柳青》:“床前墓前恍若夢,家斌淚眼指影蹤。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利用作家姓名的諧音,如鹽化入水中。又如《訪靈渠》:“靈渠奇跡兩千載,堪與長城共壯懷。振我騰飛十億翅,馬嘶萬里踏波來。”“馬嘶”、“萬里”云云,實乃渠道上的橋名,詩人巧妙地融于無形之中。再如《致魏巍同志(二)》:“太行紅楊上甘松,東方破曉擊晨鐘。世紀問答誰可愛,筆繪地球飄帶紅。”此詩巧妙地將魏巍的文學實績融化于詩中,真乃羚羊掛角,了無痕跡,讀者即使不借助注釋,也能感受到作家的巍巍功績。不是絕不用典,但要巧用、活用、化用,這也是賀敬之一些新古體詩佳作提供給我們的啟示。

  我國現代詩壇可說是一個探索和創建新詩體的大競技場。賀敬之引領的新古體詩是多樣化探索中的一個后起之秀,雖然它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還有待于豐富和完善,但看來此路可行。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詩歌,那就讓它和其他各種新詩體的探索爭奇斗艷,沿著現代化、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繼續共同奮進吧!

  (本文中所引賀敬之詩文,均見于《心船歌集》,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2015年1月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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