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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島》:所有的島都是未來的方向
來源:《十月》 | 時間:2019年10月29日

楊碧薇/文

  上世紀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語境下,“80后”作家一登場,便頗有摧枯拉朽、革故鼎新之勢。如今,我穿越二十年光陰去回味當時那道“新新人類”的文學拼盤,在泥沙俱下的舊日洪流中,不禁莞爾一笑——如我所料,歷史的吊詭從不缺席:走得太急的新事物,往往逃不掉被捧殺、淘汰的結局;與鬧哄哄的論爭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一時期的“80后”炮制出來的作品,很難經得起文學史的檢驗;而桂酒椒漿,總是要遠離喧囂,在另一頭的寂靜中,慢慢地、慢慢地醞釀出來。現在,我翻開林森的《島》,這一判斷便如伶俐的飛魚,再次躍出思想的海面。

  同為“80后”作家,林森并沒有追趕上那場世紀之交的文學表演。對他而言,這是極大的幸事,因為不久后的將來,他的才華就會噴發出更富說服力的光彩。直到2011年,林森才出版了首部小說集《小鎮》。接下來幾年,筆耕勤奮的他又陸續出版了小說集《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2016)、《海風今歲寒》(2018)、《小鎮及其他》(2019),長篇小說《暖若春風》(2015)、《關關雎鳩》(2016)。所有作品無一例外地分享著一個母題:海南;卻又不盡相同,在“海南”這個巨大的根系上長出了各自的枝蔓。閱讀這些作品,我不難看出林森為海南立志的決心和建構當代海南精神史的野心。而通過《島》,我更是欣喜地意識到:打下林森個人烙印的海南精神史,已呈現出足夠清晰的面相。更難能可貴的是,它也能輕盈地跳出“海南”這一地域/文化概念的制約,在更大的層面上表現人類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圖景。這也就是說,《島》具有一種“獨特的普遍性”;而“獨特的普遍性”,正是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所享有的核心秘密,它像一面深邃的鏡子,反射出的景深,對應于作品的偉大尺度。

  誠如標題《島》所示,小說中至少有三座“島”。第一座島,就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海南島。在當代中國,每個地方都不缺現實與傳奇,但若要論現實意義與傳奇色彩的完美結合,或許要首推海南。遙遠的地理方位使海南成為大多數人心中的“遠方”,被疊以無數的異鄉想象。13世紀,馬可·波羅(Marco Polo)讓西方人知道了海南島的存在;1886年,美國傳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寫下了《海島紀行》……在中國,蘇軾早在千年前便留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澄邁通潮閣》)的詩句;當代的“文學海軍”,更是受到這片熱土的傾情滋養。如果說,蘇軾的“他年誰作地輿志,海南萬里真吾鄉”(《海南萬里真吾鄉》)、“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別海南黎民表》)呈現出由外轉向內的視角,那么,生于海南、長于海南的林森,首先有的是觀看海南的內視角。對林森來說,海南并非“他者”,而是故鄉;他的敘述,是為了讓海南的聲帶自己發聲。但基于“獨特的普遍性”的“偉大定律”,在為海南“代言”之時,林森并沒有封死敘述的邊緣,而是為敘述留出足夠的“港口”。例如,他總是輕描淡寫地提到作為“他者”的廣東、北京等地(《島》中就出現了廣東英德監獄,也附帶提到了北京的林彪部長),這些縹緲的背景其實是了解海南歷史現實的重要參照。再如,他筆下的人物總會有莫名的出走,在《暖若春風》里是叔叔陳可文,在《島》里是一醉不回的二堂哥。總之,站在這些開放的“敘述港口”上,林森既能舉著望遠鏡向外瞭望,又能捏著顯微鏡向內窺視。因而,他能更加全面地看待、評估發生在海南的一切;其敘述視角既是向內的,又是由內向外的。從橫向觀之,這一視角是全球化進程在文學領域的自然延伸;從縱向觀之,它又與中國現代文學“向外看”的訴求緊密相連。

  《島》中有大島(海南本島),也有小島(主要是火牌島,此外還有另一座更小的無名島)。小說的雙線結構,正是圍繞著海南島和火牌島來展開。“我”家的故事,發生于海南島上;吳志山后半生的故事,主要與火牌島有關。兩個島交替出現,兩個故事交叉進行,自然地劃分出兩組主人公,第一組主人公是敘述者“我”、“我”的伯父;第二組主人公是吳志山本人。根據小說給出的時間線索,伯父出生于1934年,其故事從十來歲當賭徒時開始講起;吳志山出生于1938年,其故事亦從十來歲翻看村人豎排書時開始。此二人年齡相仿,人生軌跡其實可以進行對讀(此中又大有文章!如伯父回到海涯村的時間節點,與吳志山出獄尋島的時間節點大致相當),這是小說埋下的又一條暗線。而小說涵蓋的時間范圍,一直延伸到今天,長達七十年。要在十萬字的篇幅內講好七十年的故事并非易事,雙島模式正好可以幫助作者舉要刪蕪,集中力量。

  小說中的第二座島是退守之島。林森在創作談《孤島之心》里說“這是一個最中國的故事”,“退守”也正是一種“最中國”的行為。從字面義上看,“退守”既有“退”又有“守”,“退”的是凡塵世俗,“守”的是精神空間。古人或因大道不行,或因不為五斗米折腰,遂有隱逸;吳志山的退守卻是最無奈也最悲壯的。他讀過幾年書,是一名正直的軍醫,后因蒙冤,受盡十年牢獄之災。這期間,他年幼的兒子和年邁的雙親都死了,妻子也被迫改嫁。出獄后,他無心再問世事,只求尋鬼自證清白,便退守孤島,將余生交予碧海藍天。

  二堂哥的人生選擇也是退守。與早已移居省城的“我”和四堂哥相比,身為漁民的二堂哥對故鄉海涯村有著更深的感情。當海涯村遭遇拆遷時,其他人最終都妥協了,只有二堂哥堅決抵抗。他先是襲擊了拆遷隊員,被制服后,又只好借酒消愁。一天晚上,他消失了,當人們發現他時,他的尸體已被潮水沖上了沙灘。消失的當夜,二堂哥應是借著酒勁回到了漁村,最后看了一眼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故園,然后“就去海邊,解開自己的小木船,往大海深處劃”。可以說,他是死于自己的絕望;在死之前,他退守到了內心深處的那片海。

  吳志山和二堂哥的命運,都有濃重的悲劇色彩,都隱現著《約伯記》那古老的命題——“善良的人為何受苦”。命運不給他們解脫的機會,只有孤島和大海能給。“島”就是一個退守之地,是人在無路可走時的唯一安慰,是最后的精神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志山和二堂哥又比“我”幸運,“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什么大風大浪,但也從未找到過精神的歸宿。我注意到,在小說的設計中,敘述者“我”的故事退居次要了,但“我”又是敘事中必不可少的“機關”和補充。“我”是一個浪蕩子(林森的許多小說里都有這種無所事事的浪蕩子),對于生活,“我”迷茫又困惑。二堂哥死后,“我”覺得自己應負一定責任,整日活在內疚中;后聽從了伯父勸解,外出散心,驅車環游海南島,遇到了吳志山。兩個故事就這樣被“我”串連起來,小說的雙島模式得以展開。此外,據林森所言,“孤獨甚至成了這個小說最重要的關鍵詞”,我認為最能體現出孤獨感的人物,并非吳志山,更不是二堂哥,正是“我”。如果說吳志山和二堂哥的孤獨感都是有來由的,那么“我”的孤獨則無跡可尋卻又無處不在。通過塑造“我”這一人物,小說才真正實現了孤獨意義的復指;又因“我”是敘述者,故而小說的語調也浸染著孤獨的意味。

  小說中的第三座島是建立之島。與退守不同,建立體現的是積極的進取思想。吳志山遭遇了飛來橫禍,家破人亡,但也并沒有選擇一死了之。退守荒島之后,他為自己修了房子和“墓穴”,養了狗,建起了魚塘。雖然建造魚塘最終宣告失敗,但重復的勞動畢竟將他從傷痛中暫時解脫出來,(勞動的過程)甚至成為他生命本身的意義。對一個命途多舛的人來說,堅持這點相對的意義,未嘗不是一種建立呢?

  伯父這一角色,更是建立與進取思想的集中呈現。伯父年輕時也曾是劣跡斑斑的賭徒,后浪子回頭,乘舟漂流到三亞,在牙龍灣(今亞龍灣)建造了新的家園,還把村人也帶來一起致富。漸漸地,這里就發展起了一個村落。后因政府遣散村落,伯父于四十歲時又回到海涯,當起了船長,繼續帶領村人謀生。晚年時,伯父趕上了海南建省、建立經濟特區的歷史契機,在省城海口投資了幾套房。正是這些房產,使他在海涯村拆遷時不至于無家可歸。海涯村被拆遷,伯父雖然難舍故土、心懷悲傷,但也能明智地認識到人必須順應歷史潮流。他帶頭簽下了拆遷合同,搬到省城暫居。“改變不了的事實,就得朝前看”,這是伯父的寶貴經驗,也體現了他的遠見。搬到海口后,二堂哥受不了打擊,出了事。一邊面臨喪子之痛,一邊面對老伴的病、四兒子被停職調查的煩心事,伯父還是挺過來了,他張羅著買地、建房,以八十歲高齡重建新的家園。

  關于伯父的這段故事,林森深情地稱之為“創世”:“伯父永遠是這么滿懷創世之心。”終于,不屈不撓的伯父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也忍不住感動了,想到“千年前,被戰亂所驅逐的先人們扎根海涯村,也是經歷了九死一生,對比起來,我們這一次搬遷,算得了什么呢?”

  伯父是小說中最大的亮色。如果沒有他,整部小說的調子仍將是壓抑的,在低聲部徘徊的。是伯父的故事把小說的調子提了起來,讓人看到了希望,再次相信所有的島都是未來的方向。一個八十高齡的老人尚且如此豁達、堅韌、執著,年輕人就更應該奮起直追了。

  透過伯父這一人物,我清楚地看到了林森小說的精神建立之路。在他早期的《夏風吹向那年的畫像》《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條河》等小說中,我還常常讀到迷茫的情緒;后來的《暖若春風》,講述了一個海南家庭的悲歡離合,林森讓筆下的人物被動地承受痛苦,沒有誰能從命運的魔掌中強有力地突圍。他最后總結道:“家國分離半世紀的浪子回家了,沒有團圓,骨肉相聚的痛哭、快慰也不多,在那雙幽深目光的籠罩下,我們家開始歷盡陣痛。”可以看出,在寫下這些文字時,林森的情緒也是苦悶的、沉郁的。在市場經濟的沖擊和現代化浪潮的洗禮下,海南原有的社會結構、傳統價值不復存在;新事物從外面紛至涌來,將這座小島占領包圍、重新洗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林森,親眼看到了海南的滄桑巨變,看到了海南人在應對這一切時的力不從心、迷失疲憊。而“文學海軍”的隊伍中,以外視角來觀看海南者居多,以內視角來書寫海南者甚少。種種原因,都在催促著林森盡快厘清自己的文化身份,確定書寫的立場。正因如此,林森自寫作始,就帶著清晰的身份認同感,其寫作方向的早熟也令人驚訝。更難得的是,他并沒有將自己局限于封閉的立場中,一味地去批判、討伐、拒絕,而是抱著一種開放的“島民”本土意識,用發展和辯證的眼光去審視時代巨變,并給予歷史潮流中的個體最大的共情與悲憫。從《小鎮》到《島》,林森有了更多理性,更多力量;當這股力量漫過《島》的海水拍打著我時,澎湃洶涌與沉著堅定同時充盈著我的心。對伯父這一形象的塑造,體現的正是林森在思想上的艱難前進。隱藏在《島》背后的立場其實是:海南不僅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中國的海南,世界的海南,是人類燦爛文化和偉大文明中的海南。如果沒有這一隱含立場,林森就無法寫出他“理想中的故事”,即“最邊緣也最中心、最獨特又最具普遍性”的故事;也就難以通過文字建構當代海南(精神)主體,并使寫作者自身的建立成為現實。

  我想,《島》正是林森“理想中的故事”。位居天涯海角的島直指時代的中心,最獨特的人生故事也最具人類情感的普遍性。當然,只有這些是不夠的。《島》給我的驚喜,還在于它對詩性的把握。林森的小說一直是富含詩性的,這與他同時也是詩人有很大關系。在《島》中,對詩性的追求更穩當地落實到了語言層面,林森像是把許多詩句準確、果斷地嵌入了文本,增添了文本的詩意和力量。“夜色之中,我駕著車,從城市膨脹的光圈里往外彈射,燈光再沒法追上,這支孤獨的箭,射向當年從虛無中生出,又化為虛無的海涯村”、“這種空虛感就猶如趕到了半途的暴風”、“那不是下雨,那是另一片海從天空中傾倒下來”等句子,都體現了作者的語言素養。至此,《島》在思想意義上和文本意義上,都給我帶來閱讀的愉悅,這也讓我加倍期待林森的下一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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